史嵩之画像（史云彪供图）

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是史嵩之的出生地。图为该村府前桥。（祝永良 摄）

史嵩之指挥的蔡州灭金之战，洗雪“靖康之耻”。图为河南省汝南县（古蔡州城）一隅。

重庆合川钓鱼城内供奉的南宋筑城、守城名将。

钓鱼城遗址，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祝永良 摄

    祝永良

    电影《满江红》正在全国热映，影片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让观众热血澎湃，赢得超高口碑。

    电影的背景是洗雪“靖康之耻”。公元1126年到1127年间，北方的金国南下攻破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掳走，北宋就此灭亡。

    从此，“靖康之耻”成为宋朝军民心头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南宋虽然在江南得以偏安一隅，但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时刻不忘靖康之变，梦寐以求光复旧山河，一雪旧耻。他们壮怀激烈却又壮志难酬。直到百年以后，他们的这个梦想，终于在一个叫史嵩之的鄞人手里得以实现。

    ■ 主政襄阳初露军事指挥才能

    史嵩之（1189-1257），字子由，淳熙十六年（1189年）出生于今鄞州区东吴镇南村，父为资政殿大学士史弥忠。从小，他的志趣就与众不同，喜“经世济民”之学，立建功立业之志。

    嘉定十三年（1220年），32岁的史嵩之考中进士。当时正是他叔叔史弥远当政的全盛时期，他被安排到战略重镇襄阳，任光化军司户参军，管理那一带的户口和粮食。虽然这不是武职，但他非常关心军事，通过细致的观察，很快洞悉了边境的布防情况。

    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时任襄阳主帅的陈垓屡次向朝廷要求增加军费，史弥远不知该如何处置。就在这时，史嵩之送来一封密信，告诉他襄阳哪些地方可以撤防，哪些地方应该加强防务。史弥远采纳史嵩之的意见，裁减了六成军费。陈垓十分惊讶，他哪里知道是史嵩之在暗中传递消息。

    绍定元年（1228年），因宋金战争基本结束，李全之乱平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了当务之急。朝廷号召京湖江淮等地屯田。时年40岁的史嵩之负责襄阳屯田，积谷68万石，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朝廷及时给他加官为权知枣阳军兼制置司参议官。第二年，他在枣阳发动军民兴修水利，开了置堰屯田的先河，粮食再获大丰收。朝廷又给他晋爵，封鄞县男，从五品。绍定五年（1232年），史嵩之升任京湖（今湖北与河南西南部分地区）制置使，兼知襄阳府，成了名副其实的襄阳军政一把手。

    ■ 指挥蔡州灭金之战洗雪“靖康之耻”

    嘉定十六年（1223年），当35岁的史嵩之初到襄阳时，北方大金国的权杖落到了一个叫完颜守绪（1198-1234）的年轻人手里，他就是金哀宗。

    金哀宗的命运与明朝的崇祯皇帝非常相似，他志向远大、勤政敬业，一心想做个中兴之主，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金哀宗继位时，金国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他首先启用抗蒙有功将帅，并单方面宣布停止侵宋战争，“遣枢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金史》）宋廷虽对金方伸过来的橄榄枝置之不理，但事实上不再北伐。

    不过，金哀宗的所有努力，最终没能支撑住金朝即将倾覆的大厦。在他为帝的十年里，汴京开封、中京洛阳等先后落入蒙古人手中。

    绍定六年（1233年）4月，金将武仙、武天锡等准备从京湖地区打开一条入川的通道，将金哀宗迎往四川，以图东山再起。史嵩之与部下孟珙联手，先后在光化、吕堰等地打败进犯的金军，并乘胜进攻武仙的据点顺阳，再次大败金军。武仙率残部逃往马蹬山。7月，史嵩之、孟珙攻占马蹬山，俘获金兵7万人、缴获军械物资无数，彻底粉碎了金军去往四川的图谋。

    金哀宗入川失败后，对蒙作战又连连失利，于1233年6月退守蔡州（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在蔡州城内选美女、造宫殿，但只享受了3个月。至9月，蒙古兵已兵临城下。

    蒙军一边围城，一边遣使到京湖，与史嵩之商议协同攻金并签订互不侵犯条例。史嵩之奏报朝廷，朝廷觉得机不可失。

    当时的情形是，金国灭亡已是板上钉钉，与金讲和无利可言，还可能引火烧身，使蒙古迁怒于己。而助蒙攻金，既可洗雪一百多年来的耻辱，使朝野上下的精神为之一振，又可在对蒙古的关系上取得主动。

    于是，宋理宗应从了蒙古的请求，诏由史嵩之负责此事。端平元年（1234年）1月，史嵩之率大军沿汉江支流北上，攻克距蔡州不到100公里的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同时，遣大将孟珙与江海等率精兵2万，携粮30万石赴战，协同蒙军将蔡州城围成了铁桶。

    宋蒙联军同时掘开蔡州城外汝河的河堤，蔡州的外城被冲毁。此时，蔡州城内粒粮尽无，金哀宗见大势已去，吊死在幽兰轩行宫里，统治大半个中国达120年的大金帝国就此终结。

    史嵩之向朝廷告捷，并献上俘虏张天纲、完颜好海和金主的骸骨，宣告宋廷尽雪“靖康之耻”。此役使宋理宗看到了史嵩之不凡的军事才能，史嵩之因此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从二品）。

    ■ 上书六条力阻朝廷出兵“三京”

    金亡之后，蒙军北撤。原先被金国占领的中原地区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真空地带。朝廷决定趁此良机挥师北上，收复“三京”，即应天（今河南商丘）、开封和洛阳。

    史嵩之刚从前线回来，深知前线情况：河南地区连年兵连祸结，赤地千里，蒙军北撤，留下的几乎全是没有人烟的空城，军队开拔，粮运困难，又不能在当地筹集；荆襄（今湖北）地区刚逢水患虫灾，老百姓饥馑流亡，如在这种情况下再征兵征粮，势必造成百姓逃亡，游民聚而为盗。再是，以蒙古人的野心，他们想灭南宋是迟早的事，宋军孤军北上风险很大。所以他上书六条，力谏宋理宗不可轻易出兵。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时任丞相的郑清之，把收复三京的事看得太容易，把蒙古方面的实力估计得太低。他命令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州全子才带一万士兵收复汴梁。当时汴梁的蒙军守将是金国的旧臣崔立，崔立被李伯渊、李琦等几个金国旧臣杀死。李伯渊打开城门，把全子才迎了进去。

    另一员大将赵葵率5万兵力从滁州开到泗州，收复泗州，然后来到汴梁，与全子才会师。赵葵督促全子才向洛阳与潼关进军。全子才派徐敏子带了200名兵士做先锋，又派杨谊率一万三千名强弩手作为后继。

    徐敏子到了洛阳，洛阳并无蒙古军队，只有300户老百姓。这300户老百姓向徐敏子“投降”。事情果如史嵩之所料，徐敏子进城只一天便断了粮。

    杨谊率一万三千名强弩手走到洛阳之东三十里的龙门附近，与蒙古兵遭遇，一战即败，杨谊孤身弃部逃跑。徐敏子也只好放弃洛阳，向东撤退。

    于是，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追杀。蒙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不久，赵葵、全子才也借口史嵩之不运粮食接济他们，一起从开封、应天撤军。

    “三京之役”的失败，激化了宋蒙矛盾，近半个世纪的宋蒙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 都督淮西成为抗蒙最高统帅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可汗窝阔台命阔端、阔出、口温不花等大将，分三路攻宋，取唐州，拔枣阳，侵襄阳、邓州，入郢州。

    端平三年（1236年）春，蒙军攻洪山、江陵。京湖制置使赵范没能妥善处置襄阳南北两军之间的矛盾，致使襄阳北军主将王旻降蒙，城中“官兵四万七千多、财粟三十万、军器二十四库”全部落入蒙军之手。接着，蒙军陷光州、破固始、降随州、攻蕲州、围庐州，略地至黄州。宋军全线溃败。

    危急时刻，因得罪郑清之而已在地方上任职的史嵩之被宋理宗任命为淮西（今安徽省江北部分）制置使，赴前线督战。

    史嵩之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惩处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吏，同时奏请朝廷，对在战争中立功的将士予以重奖并破格提拔。

    这时，蒙古军已进逼江陵，史嵩之派新升任四川宣抚使的孟珙前往增援。孟珙到江陵后，命令部队不断变换旌旗的服色，循环往来，夜里则沿江点燃火炬，以此显示宋军声势浩大，连破蒙古军24阵，夺还被掳的2万军民。

    第二年，蒙军攻打黄州、蕲州、安庆，当地守臣弃城而逃。史嵩之命孟珙从江陵前往增援。孟珙五战五捷，相继收复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史嵩之，先后被宋理宗擢为奉化郡侯（从三品）、参知政事（正三品），开督府于鄂州，都督京湖南北、江西、淮西以及光、蕲、黄、夔、施等州军马。

    不久，蒙军又动用80万大军围攻庐州，准备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史嵩之命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淮东、淮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军改攻滁州。曾为赵葵幕僚的知招信军余玠亲率精兵救滁。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余玠回军打败。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击蒙军营寨。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南宋军民的反击，只好北还。自此，淮河以南失地全部收复，宋蒙议和。

    嘉熙三年（1239年）正月，宋理宗诏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继续留在前线指挥，这意味着皇帝将整个宋朝军队的指挥权交到了史嵩之手里。

    ■ 丞相任上部署修筑合川钓鱼城

    嘉熙四年（1240年）3月，史嵩之被理宗召回临安，成为继史浩、史弥远后的新一任鄞人丞相。

    史嵩之任丞相后，广揽人才为朝廷所用，先后推荐名士32人，其中董槐、吴潜后来都成为贤相。“史嵩之先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从他的政敌礼部进士徐霖的这份奏疏中，也可见史嵩之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宋朝在他的领导之下，政治变得更加稳固。

    在史嵩之掌权的6年中，南宋守住了淮河以南，军事部署准确有效。南宋后期的主要城防工程体系，都是史嵩之执政时修建。

    边防建设更是取得重大成果，史嵩之派孟珙、余玠等对襄樊的建设和在四川实施的山城防御计划等，对南宋后期的抗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钓鱼城的修筑，作为史嵩之为相期间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若干年后对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朝野上下始料不及的。

    淳祐二年（1242年），蒙军攻克成都，四川告急。巴蜀一失，长江防线就会形同虚设。

    当时的情形是，欲保南宋，必保四川；欲保四川，必保重庆；欲保重庆，必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

    关键时刻，史嵩之奏请余玠以兵部侍郎衔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主持军政，置司重庆。

    余玠以恢复全蜀为己任，上任伊始就设“招贤馆”广揽人才。不久，他采纳播州（今贵州桐梓）冉氏兄弟（冉琎、冉璞）建议，根据四川特殊的地形条件，筑城钓鱼山，迁合州于钓鱼城内。

    钓鱼城筑于今嘉陵江南岸的钓鱼山上，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流，城分内、外，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俨然兵家雄关。城内有大片田地和丰富的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使钓鱼城成为四川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节点和最为坚固的堡垒。

    此后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钓鱼城“一柱支半壁”的重大作用。从1243年至1279年，合州5县17万军民以钓鱼城为据点，历经宝祐、开庆、景定、咸淳等时期的大小200余场鏖战，坚持抵抗强敌36年，成为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的噩梦，连被欧洲人惊呼为“上帝之鞭”的蒙古大汗蒙哥也殒命城下，缔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 父丧“夺情”引发“倒史风波”

    史嵩之性格强悍，处事果敢，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一旦发现有人对他的决策构成威胁，就会果断将对方排除。

    他任右丞相的当年，左丞相李宗勉去世，而时任平章军国重事的乔行简和参知政事余天锡和史嵩之是一派的，权力的集中让史嵩之从一开始就受到朝臣责难。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作为史弥远的侄儿，他被史弥远的反对派视为眼中钉。戎马倥偬，国事纷繁，他也无暇顾及当时士大夫推崇的理学，明里暗里得罪了很多人。《宋史》载：“弥远之罪既著，故当时不乐嵩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可见当时有许多朝臣是因为不满史弥远而否定史嵩之。

    而作为同属于史弥远的政治派别，史嵩之又同理宗的老师郑清之政见不合，两人芥蒂很深。

    淳祐四年（1244年）9月，史嵩之父亲史弥忠病故，按照传统，史嵩之应该回家“丁忧”3年，但宋理宗觉得蒙古人虎视眈眈，国事艰难，便援引战时特例，准备“夺情”。史嵩之6次辞相，宋理宗均不予批准，而是诏令其起复，让他继续留任。

    一开始，官员们对此不敢有任何意见，后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何子举等144人联名上书，请求宋理宗不要违背传统礼法，收回史嵩之起复的成命。这场起自太学的“倒史风波”，很快便在京城蔓延开来。参与的除了太学生，还有67名武学生、94名京学生和34名宗学生。朝中政敌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不断上书皇帝，以儒家伦理抨击史嵩之，其规模之大、声音之激烈是宋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后宋理宗顶不住了，只好宣布准许史嵩之回家“丁忧”。

    ■ 罢相回东吴“闲废13年”

    史嵩之回鄞县东吴老家守丧后，朝政逐渐被他的政敌控制，他再也没能涉足政坛。他推荐的董槐、吴潜等虽曾跻身相位，但都因遭排挤而昙花一现；他所器重的大将孟珙于两年后遭君臣无端猜忌病故于江陵，余玠也在几年后遭权臣陷害服毒自尽。在宋蒙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主持军务的最高统帅史嵩之被罢免，一些声名显赫的战将相继离世，成为南宋走向崖山的一大转折。

    鄞县东吴也称太白，史浩母亲曾居住在此，史浩任丞相后，回来探望双目失明的母亲，特为她建了东吴大庙。后史嵩之的祖父史渐、父亲史弥忠相继居东吴。史嵩之在今东吴南村建造府第，并在附近建云树壁、钓鱼台、三溪桥（今府前桥）。史嵩之“闲废13年”间，宋理宗曾三次想恢复他的职务，史嵩之也表示愿赴四川御敌，但每次都因遭大臣激烈反对而不了了之。

    宝祐五年（1257年）8月，一代能相史嵩之郁郁而终，归葬距东吴30多公里的慈溪县车厩（今余姚市河姆渡镇）山中。朝廷赠少师，进封鲁国公，谥忠简，因为家讳改谥庄肃。

    纵观史嵩之一生，有雄心，有韬略，是个一心想有所作为、为国效力的能臣。在强敌临境的时刻，他是宰执的不二人选。可惜由于舆情汹涌而赋闲余生，赍志以殁。假设他能听从父命，“事功、心学”兼得，能与人和谐共政，必是其一生的大幸，也是南宋的大幸。美国汉学家戴仁柱在《丞相世家——四明史氏家族研究》一书中写道：“在宋代，能够控制整个官场，同时又亲自指挥政府军队的政治家为数极少，而上述这些责任，却让他（史嵩之）成为其中之一……无怪乎《宋史》认为他‘固将才也’。尤其难得的是，作为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他并非一意追求沙场杀敌的快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功勋，而是尖锐地看到当时宋蒙实力对比的实际情况，主张和议……当然，对他的主和历来褒贬不一，但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当参政知事及丞相之后，不断从蒙古人手里夺回失地……他先命令一手提拔的孟珙经营襄阳，后来又命余玠——尽管不是他的亲信——经营四川。这两处地方日后都成为抗击蒙古人入侵的主要战场，就此层面上来说，史嵩之是为后来宋朝抗击蒙军30年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这既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视野下对宋元关系考察后的结论，也是对这位孤独英雄极为中肯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