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            

    年前收到《慈溪史志文丛》第二辑，“阳过”后恢复元气，正需要这样的书作伴，让人感到亲切，又有一丝慰藉。

    人，是历史中最活跃的因素，书中每个栏目都有人物出现，尤其是在“人物春秋”和“治学漫谈”中，人物更是直接走到了前台。最先读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虞云国的《治史纪程》，他把自己的“治史经”和盘托出。虞先生是慈溪龙山镇人，他的《细说宋史》《从中州到钱塘》在史学界影响很大。

    我又找出一年前出版的《慈溪史志文丛》第一辑。读着读着，两书中体现的对于地方史志研究一脉相承的精神性的东西，就呼之欲出了。

    首先是注重文化含量。这在多个栏目中都能感受到，尤其是“治学漫谈”栏目，关注国内学界慈溪籍人士的治学动态，一下子将史志研究的标杆立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准。与笔者同姓同名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出生于慈溪观海卫，从事考古33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中国史前玉器考古学研究的专家，其著作《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卷》，是中国古代玉器史的系统开篇之作。

    “人物春秋”栏目中，《潘立勇教授的学术贡献》一文，让我对潘教授的学术人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对他的过早离世又增添了哀痛和惋惜。潘教授曾先后就读慈溪实验小学、慈溪中学，1982年至1984年在浒山中学任教，1987年以后一直在浙大任教。2022年2月28日因病去世，享年66岁。他是宋明理学美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在休闲文化与美学构建方面持续深耕，被同行誉为“休闲美学的建构者”。

    “人物春秋”栏目对于早年成名的艺术大家如陈之佛、陆一飞等，能够及时呈现相关研究的最新动态，《“雪翁”花鸟始何时》《陈之佛全集·总序》《陆一飞精品集·前言》等，都体现了传统研究领域的新进展。

    对于国内一线文化大家的即时和持续的关注，使得慈溪地方史志研究始终与日新月异的学术前沿保持同频，提升了慈溪史志研究的学术含量。

    其次是注重探索出新。地方史志的研究，主题往往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可以在老主题的深度掘进和新意开拓方面下功夫。例如，党史题材的《试论谭震林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三大贡献》，关注浙东抗日的老题材，却写出了新意，有一定的开拓性。杨贤江是最早的宁波籍共产党员，近几年来杨贤江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杨贤江著译考》一文就是在这方面进行深度掘进取得的新成果。

    再次是注重与时俱进。史志研究者并非“冬烘先生”，历史是流动的，历史瞬间需要我们去捕捉，历史现象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第一辑里《百岁人生 一片丹心——慈溪籍老党员虞鸣非的上海情缘》讲述从古窑浦走出的女英雄虞鸣非的传奇人生；第二辑中《我心中的叶靳叔叔》《怀念恩师劳建民》等文章，充分体现了时代性，还有民间视角。史志文丛紧随时代步伐，及时反映大时代背景下的身边人，体现的是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我一直在想，慈溪地方史志研究的这些精神，是怎么形成的？或者说，史志研究工作者应该有怎样的素养。我想到了“眼界”一词。立足慈溪、面向全国的宽广视野，身居一隅、心系天下的宽阔眼界，使得慈溪地方史志研究祛除了小家子气。慈溪史志研究，与慈溪血脉相连，却又关涉中国大历史。而作者不局限于本土研究者，还包括了许多国内大家，不仅提升了学术品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力。

    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想到了此前编印的《慈溪史志》季刊。此刊创办于2006年12月，至2020年5月共编印55期，发表各类文章1600篇、500余万字，其办刊经验曾在省内外介绍推广。如今，《慈溪史志文丛》一、二辑先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浙江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其所体现的学术精神，实际上也是《慈溪史志》多年秉持的办刊宗旨。

    地方文化需要沉淀，需要积累，所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是也。唯有踏踏实实，接力传承，守而勿失，持之以恒，一地的文化才能“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