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赤斌            

    阎连科的散文集《她们》，主要讲述他家族里女性的故事。

    先讲和他相过亲的几个女子。1983年，“我”在部队里提了干，回老家相亲。第一个女孩是文艺青年，很傲气，到了“我”家后一直跷着二郎腿，两人通信几次以后，就结束了。第二次相亲的介绍人吉伯伯说，有个城里的姑娘愿意嫁给“我”，他用吉普车把“我”从干活的麦场里接出来，拉到百货大楼去看这个姑娘。姑娘长得很漂亮，“我”当然也同意，但最终女方反悔了。第三次相亲，姑娘是附近村子的，善良勤劳，会做家务，但只读了两年书。这次是“我”给她寄出了退婚信。姑娘回信明确说：不会到部队告你，不怪你，只怪自己的命不好。多年后，“我”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回老家，在路上遇到她，吓得赶紧躲进了男厕所。“我”认为退婚是自己人生中的污点。

    后来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开封的姑娘，漂亮娴静，但她父母希望“我”从部队转业后留在开封，而“我”的理想是去洛阳。当“我”在犹豫时，接到大哥的长途电话，说老父亲病重，自感不久于世，但非常挂念“我”的婚事。于是“我”从商丘坐火车来到开封，向姑娘求婚。“我”向她摊牌，某种意义上也算是逼婚。姑娘和父母商量后，红着脸同意和“我”结婚。于是1984年10月1日，“我们”结婚了，那年“我”26岁。

    接着，阎连科写了他的亲人们，先是同辈的大姐、二姐等人。

    少年时候的大姐坐在院子里看书，是一道最美的风景，但她有股骨头坏死的疾病。大姐有一根乌黑粗壮的长辫子，比《红灯记》中李铁梅的辫子还要长，有一天她把辫子剪掉卖给了废品收购站，用这钱买了6瓶汽水，家人每人一瓶。“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时，听母亲说大姐嫁人了，“我”呆住了，有种被人扒了房子的感觉。再见面时她已经怀孕了，等下一次探亲的时候，大姐的女儿已经会喊舅舅了。

    二姐大“我”两岁，“我”拾麦穗很慢，是二姐帮“我”一起干活。那年“我”和二姐都成了每天挣6工分的少年劳动力，值7.2分钱，可以买三个鸡蛋。根据当时的考学政策和家庭实际，“我”和二姐只能有一个人去读高中。二姐外出找同学商量，半夜回到家，告诉“我”她不去念高中了，让“我”去。当兵第3年，“我”回家探亲，得知二姐也嫁人了，就在本村。

    关于母亲的文章，篇幅很长。母亲名叫周凌仙，晚年看儿子出了这么多书，后悔自己不识字。母亲在一岁的时候就没了娘，他父亲再婚，不管她，于是她和傻子叔叔一起生活。直到母亲有了4个小孩的20多年之后，才和亲生父亲重新有了来往。父亲重病去世后，母亲孤苦伶仃，大姐把三岁的女儿交给母亲抚养，从此这一老一少就相依为命。母亲和男人一样下地干活，落下一身伤病，72岁那年，她做了膝盖髌骨置换手术。换好之后，为了尽快和人体自身的膝盖长在一起，要不停地行走和弯曲膝盖，这些动作疼得要命。当得知手术花了8万多元时，她在压腿时不再哭喊，出院后还积极锻炼身体。

    书中有对女性命运的深入思考。农村女性就应该在婚姻、家庭中，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吗？大娘家有2个大人、8个小孩，不够吃不够穿，日子过得极苦，但大娘依然每天笑着，唱着曲哼着歌。她说：“不唱日子咋过啊？”四婶是个女强人，四叔完全听她的话，一切由她当家作主。连四叔退休后由谁去接班，也听从四婶的意见，最后女儿去接了四叔的班。还有那些为了追求幸福勇敢离婚的女性，为了反抗家暴愤而杀夫的女性，都是对男性社会和苦难生活的极力抗争。阎连科用孙女的童言稚行来作为本书的终章，寓意着温馨、柔软、美好、希望。

    在书中，阎连科自我告白，自我剖析，不掩饰人性中的弱点，我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他的生命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