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五马”

马彦祥（1907年-1988年）

马彦祥改编执导的京剧《柳荫记》（杜近芳饰祝英台，叶盛兰饰梁山伯）

马衡（1881年-1955年）

邱隘盛垫桥

    孙仰芳

    很多年前，在哈尔滨读大学时，校方邀请我国戏剧界老前辈马彦祥先生前来讲学。课程结束后，没想到班主任老师对我招招手，叫我上台去。我始是一愣，害羞得不敢挪步。谁知马老先生却主动朝我走了过来，他含笑问：“你的老家是不是宁波？”我点了点头，轻声回答：“是的，上大学前我是宁波支边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紧接着，我从眼前这位年过七旬的马彦祥先生嘴里，听到了一句十分暖心的话：“这么说，你是我的小老乡啦。”

    这一句“小老乡”，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畔，终生难忘！

    马彦祥：“百科全书式”的戏剧大师

    老北京城区小雅宝胡同里，有一幢马姓人家居住的四合院。一天，四合院内传出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迷上京戏的二少爷留下一封书信，突然翻墙离家出走了。

    这个二少爷就是马彦祥。他生于1907年，当时只有16岁，还在读中学。他很早就被贴上了“不务学业”的标签，天天混迹于梨园戏台，成了京剧小票友。父亲对他的“叛逆”行为多次劝说，却毫无成果。一气之下，把马彦祥反锁在书房里让其闭门读书，可最后还是让他给逃脱了。

    马彦祥离家后，经一些票友介绍，就在琉璃厂一带，白天替杂志做校对工作，夜晚唱曲看戏，日子过得倒也逍遥。后来，自沪返京的母亲得知儿子这种“劣行”，先是责怪其父教子无方，再是对马彦祥一顿家法伺候，接着痛下决心，毅然将他带回上海亲自管教。

    1925年，马彦祥在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情况下，竟然无师自通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国文系。可令父母始料未及的是，复旦大学圆了马彦祥的戏剧之梦!

    上海复旦大学里有我国现代话剧主要奠基人洪深先生，他主讲戏剧课程。马彦祥很快就成为洪深先生的忠实弟子，由此打下了坚实的戏剧理论基础。1926年，爱好戏剧的国文系学生马彦祥、吴发祥、卞凤年等人发起成立“复旦新剧社”，马彦祥凭借着年少时的京剧功底，很快成为复旦新剧社的台柱子。在洪深先生指导下，复旦新剧社经过几本戏的实习排演，走向了公演之路，且极受人们欢迎。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文化名人也大都与马彦祥有接触。例如在《鲁迅日记》中记述有：“二日晴。上午刘肖愚、黄春园、朱迪来，未见。午蔡毓骢、马凡鸟来……”这段日记，应该是鲁迅先生写于1926年11月2日夜晚，其中的马凡鸟就是马彦祥曾用的艺名。

    洪深先生不仅是马彦祥的好老师，更是他的引路人。数年后，马彦祥还与洪深先生合译了德国雷马克著的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1929年由上海平等书店出版发行，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1930年，马彦祥去广州，加入广东戏剧研究所，主编《戏剧》双月刊。1932年在天津主编《戏剧电影周刊》。1934年后又与田汉等人筹组中国舞台协会，与曹禺等人创办半职业剧团中国戏剧学会。1934年后任齐鲁大学副教授、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师，参加组织中国戏剧协会，导演《雷雨》《日出》《汉宫秋》等剧目，这是他戏剧生涯的“开挂”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彦祥在上海参加《保卫卢沟桥》的集体创作，并和洪深先生一起导演该戏，担任上海救亡演出剧一队队长。既而又去桂林，主编《抗战戏剧》半月刊，导演《夜光杯》《黑地狱》等剧目。1937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1939年去重庆，先后导演《残雾》《国家至上》《李秀成之死》等剧目，创作导演《国贼汪精卫》。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主编《新民报》副刊《天桥》，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北平分会秘书长。1948年奔赴华北解放区，出席第一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艺术局副局长、艺术研究院顾问、文化部顾问。

    作为一名探索者与实践者，马彦祥对戏剧和戏曲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恐怕不是一句简单的热爱就能解释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对社会带来了深刻变革，但没有具备完善批判精神的革故鼎新，让戏曲艺术长期被排斥在新文化运动之外。马彦祥带头重申了“戏剧二重性”的概念，从戏剧本质上概括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审美标准，强调了戏曲的表演性和现代性。例如在《从事剧运者应有之觉悟》一文中，马彦祥就提出了“以旧的技巧来创造新的歌剧”的观点，并由此写出了《戏剧概论》《秦腔考》《论地方剧》《二黄考原》《文明戏之史的考察》《地方剧演技溯源》等一大批专著及论文，可以说是马彦祥迈出民族戏曲艺术的第一步，也打开了戏曲理论研究的第一扇窗。

    1953年，马彦祥根据川剧改编执导的京剧《柳荫记》在北京首演，该剧由前辈名伶王瑶卿先生创腔，中国京剧院杜近芳、叶盛兰扮演剧中的祝英台与梁山伯。梁祝故事最早的戏曲剧本，首推元杂剧白朴撰写的《祝英台死嫁梁山伯》，可惜至今已佚，只留下了一个剧名。此后明代传奇有朱少斋撰写的《英台记》以及无名氏撰写的《同窗记》与《访友记》，其余还有大量的说唱本。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总理曾在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专门约见过马彦祥，和他畅谈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戏剧的改革问题。京剧《柳荫记》就是马彦祥出色完成周总理所交办的历史使命的一项成果。

    除此之外，马彦祥又与编剧范钧宏一起，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一部歌颂年轻人爱情的歌剧，改编了亦文亦武的现代戏《三座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移植外国剧目的现代京剧。1957年夏天，十分关心戏曲改革的毛泽东主席提出要观看《三座山》，文化部特地在北京人民剧场举办专场演出，马彦祥一直陪伴在主席身边。毛主席兴致勃勃地看完全部演出，并接见了主要演职人员。马彦祥在向主席汇报时，心中忐忑不安地说：“有的观众和同行说《三座山》非驴非马，不像京剧。”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用他那一贯浓重的湘音幽默地答道：“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不是也很好嘛！”毛主席的超然言谈，使心情紧张的马彦祥和中国京剧院所有同仁大舒了一口气，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马彦祥晚年在身体不佳的状态下，仍领导并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和中国《戏曲志》的编撰工作。1988年1月8日病逝于北京。

    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大家刘厚生先生在追悼马彦祥时说：“彦祥同志在戏剧上是一个很少见的全才，他能编剧，是个好导演，演过许多有名的角色。”

    马衡：北京故宫的“守护神”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政府倒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强行驱逐出宫。11月7日，临时执政府颁发命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马衡以金石学家身份和北京大学几位教授一起受聘于善后委员会，参加清宫物品的点查工作。他这一生就此和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

    马衡就是马彦祥的父亲。他生于1881年，早年熟读诗文，18岁考取了中国科举制度最后一届秀才，后又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肄业前夕，他娶了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女儿叶薇卿为妻，婚后生活优裕。马衡天天躲在书斋里看书、研究金石碑拓，有时整天不出门，直至1917年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后受聘于北京大学讲师。数年后，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身兼研究所国学科导师，旋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从而奠定了北大的考古学科基础。

    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工作结束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马衡和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等九人被推举为临时理事会理事，马衡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1926年12月聘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为了避免文物遭破坏，包括马衡在内的一批学者又自发组织“文物维护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护文物的使命。

    马衡鉴定文物，有一双火眼金睛。据传，有一年正月，他与周作人、钱玄同三人逛古玩街厂甸时聚在一起，又遇到了另外的朋友。那位老兄拿出新得来的“酱油青田”印章，十分得意地给马衡看。马衡故意把石头拿得远一点，不客气地说道：“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贾）的。周作人与钱玄同两人不禁相视莞尔，羞得那位老兄扔下印章，掩脸逃去。

    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拥兵河北蓟县，一手炮制了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宝案”。一时间国内众声哗然，海外震惊！马衡是最早的举报者之一，他先得到琉璃厂古董商透露的讯息，称有人委托其代售清陵被盗珍宝。马衡气愤异常，会同有关方面一起向当局举报，呼吁政府严拿究办盗卖宝物者，追出赃物，以免散佚。同时不顾个人安危，前往东陵现场勘查。国民政府表面也声言“要查办”，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而主持正义的马衡却倒了霉。两年后，中原大战开始，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欲争取他出任北平卫戍要职。孙殿英公报私仇，乘机提出条件，要先通缉故宫马某人，以泄其愤。当时马衡正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幸亏预先获得讯息，从前门车站坐火车夜奔天津，又转道上海，在杭州住了近三个月，度过了一段隐居的日子。在杭州，马衡刻了一枚“无咎无恙”的印章，表明心迹。咎者，罪也，凶也，意谓“虽出走，却无罪过、无凶险”，充满了乐观与信心。晚年，他常以“无咎老人”署名、落款。

    这“无咎”别号，成了马衡保护祖国文物、不畏强暴、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一个纪念，更是他性格的一个写照。

    1933年7月，马衡临危受命，经众人推举先任故宫代理院长职务，并于次年4月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继任院长后，马衡积极进行故宫留存文物的清点以及南迁文物的点收、安置工作，常年往返于北平、上海、南京之间。为南迁文物存放新址的选择和修建而奔走呼吁的同时，故宫文物编号、点查、挑选、装箱工作随之展开，每件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天”字号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号打头表明来自坤宁宫。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沦陷，南京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尽管时间紧迫，但装箱工作一丝不苟、极为繁复。为了给南迁文物提供一个防震防摔、绝对安全的“移动仓库”，每一件器具中间用谷壳隔开，以保证整箱文物无任何松动。在马衡指挥下，他们赶抢在南京沦陷前夕，把19557箱的文物运往西南大后方，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在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几经辗转，穿越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文物丢失，也没有发生一起因押送人员失职而毁损事故，史称“国宝西迁”。

    1947年9月3日，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文物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刚运出12天后，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

    此外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马衡还是享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的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他擅书法，精篆刻，撰写的《凡将斋金石丛稿》对我国近代金石学有奠基之功。

    1955年3月马衡辞世，终年74岁。

    “一门五马”：神奇的盛垫桥

    盛垫桥位于鄞州区邱隘镇，它是一座单孔石桥。据《宝庆四明志》记载，此桥始建于宋代元符元年(1098年)，距今已有920多年历史。

    盛垫桥往东，就是以桥命名的盛垫村。

    盛垫马氏一族，先祖乃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北宋末年南渡避乱，其中一支子昌公入赘盛氏，马氏一脉就此开枝散叶。晚清时期出现了一位关键性人物，他就是马海曙，族名有木。马海曙作为名门子弟，也曾循规蹈矩地走科举之路，但几次应试之后，他反感教条僵化的八股文，竟冒天下读书人之大不韪，毅然外出经商了。这是一个神奇的转折，此后马海曙不仅自己创业致富，功成名就，更重要的是培育了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马氏后代，即“一门五马”。

    20世纪上半叶，我国教育界多元并争，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舞台，更是气象万千。当时，在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北大网罗众家，荟萃精英，使得一大批学博功深的名流执教北大，这其中就有马氏一族的五位兄弟。

    第一位是马裕藻先生，他当过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国文系主任，长达13年，曾聘请鲁迅等人来校任教，并与鲁迅、许寿裳、朱希祖等一起提出以审定字音符号作为“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汉字注音方案，为汉字正音、汉语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二位是马衡先生，他先当上北京大学的史学系教授，后以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与西泠印社社长而声名远播。

    第三位是马鉴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执教，桃李满天下。他一生教书，对书籍爱之若命，蔡元培曾为马鉴书写过一副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确是很真实的写照。

    再一位是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准先生，他以研究民间文学见长，是梁祝文化研究之先驱，著作有《中印民间故事的比较》《关于中国风俗材料书籍的介绍》等数十种之多。

    最后一位是马廉先生，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之余，还致力于古代小说戏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后又将自己全部藏书5386册归赠北大图书馆，其中多为珍籍孤本。世人称这批书为“马氏文库”。

    “一门五马”中，马廉先生是与故乡缘分最为密切的一个。他曾与郑振铎、赵万里三人访得天一阁散出的蓝格抄本《录鬼簿》。另外，他在回家养病期间，正逢宁波拆除老城墙。他在墙址周围发现许多汉晋以来的古砖，便弯下身子，一块块地捡拾起来，装进麻袋里，背回家中。马廉先生潜心研究，写成了《鄞古砖目》一书，后来又将自己收藏的这数百块古城砖，全部捐赠给天一阁。天一阁为此特辟一室陈列，命名“千晋斋”。

    斯人已逝，伟迹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