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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杨古城(右)丈量神道上赑屃的尺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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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宏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宁波相继发现数百件石像生,相比之下,发现的赑屃(bì xì)数量屈指可数,而且时代大多集中于南宋。 这些守护着墓主人的赑屃,重量超常,动辄好几吨,它们同众多高大的石像生一起,构成了阵势壮观的墓前“仪仗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有的残缺不齐,有的被掩埋在荒草丛中,有的甚至消失不见。 这些昔日设置在神道上的巨物,如今究竟身在何处?其背后的主人是谁?又为何大多出现于南宋时期? 赑屃,是古代神话传说中龙之九子之一,善驮重物,是我国历史上众多祥兽之一,又称霸下、鳌、龟趺等。因外形酷似乌龟,且采用石头雕成,宁波民间称其为“石乌龟”。据说赑屃最早出现于西汉,除了象征“长寿吉祥”,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化内涵,是我国独特的文化符号之一,以至历代帝王圣贤、名将重臣去世以后,人们往往将刻有歌功颂德文字的石碑矗立于墓前的赑屃之上,目的是借助赑屃的神力,千秋永存。 历史上,宁波也有这样彰显身份和地位的赑屃,可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深处山岙之中的赑屃,逐渐被人们发现,它们大多分布在东钱湖周围。这些数量有限的赑屃,形状大致相似,有的由一块原石雕凿而成,有的则由两三块石头雕刻好后拼接而成,以利搬运。 赑屃一般由昂首的前身、凿有碑槽的中身和后身三部分组成,呈爬行状。头上有嘴眼鼻,龟背上刻有特征之一的“双线六边棱形纹”,边缘刻有隆起的龟腿和尾巴。中间处,凿有一个长方形碑槽,是用来立碑的。赑屃有大有小,主要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定,官衔越高,赑屃体态越大,墓前神道越长,其与主人的墓冢相距越远。 浙东最大的赑屃 浙东最大的赑屃位于东钱湖横街的乌竹坪岙口,发现于1992年。据宁波文保专家许孟光先生说,自发现以来,有关方面曾多次策划方案准备对其进行保护,但最终因资金等原因不了了之。如今,这只赑屃和曾经所驮的神道碑依然相邻而卧于横街山岙的路边。赑屃旁边,新立了市级文物保护点的标牌。 最初发现时,这只赑屃深陷在泥土之中,周围杂草丛生,只露出背部。1994年4月20日,经过数小时清理,一只平地而卧的赑屃完全暴露出来。赑屃分为三截,四腿收缩,上面所刻的阴线龟背纹以及龟腿上的鳞纹,清晰可辨。当时经杨古城先生测量,赑屃头尾总长3.5米,宽2米,厚1米,估计有10吨重。背上碑槽长2米,宽0.35米。整只赑屃采用本地有名的梅园石制作而成,除头部损坏一半,其他基本完好。像这样体态超乎想象的赑屃,之前在浙东地区未曾发现过。旁边,还卧置着一块巨碑,以及碑首刻有四爪龙和回形纹的残件,这应该就是巨龟所驮的神道碑。之后,通过赑屃背上的碑槽和残碑,杨古城先生推算出所驮之碑高约5米,他还画出了神道碑立于赑屃的正侧示意图。从这张示意图上看,整块神道碑高耸赑屃之上,非常雄伟。 根据史料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可知这里是四明史氏家族最大的墓葬群之一,周围山岙之中埋葬着史氏家族的至少5代成员,有史浩的父亲、史浩本人及儿子、孙子、曾孙。巨龟所处的位置,距已经毁坏殆尽的史浩墓地仅几百米。后来证实,这只赑屃的主人,就是南宋丞相史浩。史浩去世后,宋孝宗赐封山地金嘉屿改为“吉祥安乐山”,赑屃背上原驮宋宁宗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神道碑文由文学家楼钥所撰,洋洋洒洒,文采不凡,计7000余字。根据宋宁宗的在位时间,不难推算出这只赑屃距今至少有800年了。 史浩(1106年-1194年),鄞县人,字直翁,号鄮峰真隐,绍兴十五年(1145年)进士。卒后,被追封会稽郡王。宋宁宗时赐谥“文惠”。嘉定十四年(1221年),追封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史浩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词人,辅佐宋孝宗继位,也是四明史氏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虽然他两次拜相,共计时间仅1年多,但在位期间多有惠政,而且不计前嫌,积极向朝廷推荐了一大批人才,尤其为岳飞昭雪平反,功不可没。如今,宁波月湖北岸宝奎巷还保留着史浩晚年居住过的府第。 曾经被移位的赑屃 2003年1月9日,东吴镇世忠寺山岙中发现一只赑屃。此赑屃位于神道第二座牌坊边,当地人俗称“乌龟牌楼”。神道长达千米,气势恢宏,这从至今残留着两根粗壮的石柱以及墓前两对文臣武将和石马,可见一斑。早先此处还有另一座牌楼,是进入神道的第一座牌楼,俗称“火烧牌楼”。据当地人说,“火烧牌楼”非常雄伟,后被雷电击中引发火灾以致毁坏殆尽。 “乌龟牌楼”下的巨大赑屃,由两个对半的前身和后身组成,一半竖立,一半平卧在杂草中,相邻而放。前半只头部已遭毁坏,龟背朝天,长1.3米,宽1.8米,厚0.7米。背上有碑槽,长1.09米,宽0.22米。后半只二分之一左右陷在泥土中,尾巴和两只后腿向天。赑屃距已毁的主人墓地有百米距离,而所驮的神道碑,已荡然无存。 关于这只赑屃的位置,据杨古城、龚国荣合著的《南宋石雕》记载,1960年前,从20米外的土墩上搬来,原打算另有他用,可能因为过于笨重,搬运困难,所以被人们废弃在那里。经笔者测量,后半只赑屃露出地面有0.7米,最宽处1.8米,厚0.7米,估计整只赑屃长度至少有2米,重数吨,也是一只不小的赑屃。据早前杨古城先生回忆,20世纪90年代,史弥坚墓前的石像生被搬移到育王楼饭店附近,2001年又移至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内,而那只赑屃一直被留在原地。 据史料记载,世忠寺始建于后晋天福年间,初名“法宝院”。南宋端平年间(1234年-1236年)改为今额,为甬上望族史弥坚家族的功德寺。光绪《鄞县志》记载:“赠太傅资政殿大学士谥忠宣史弥坚墓,宝华山南麓,建世忠寺以奉香火。”民国《鄞县通志》也载:“世忠寺,宋咸淳间建,久圮。明天顺二年(1458年)重建,正德十六年(1521年)建僧堂。后殿圮,仅存僧堂。清康熙九年(1670年)重建殿宇。”明代王应鹏在《资政殿大学士史弥坚墓》中写道:“丞相丰功在史臣,至今人重玉堂亲。我来细剔残碑藓,拱木阴阴鸟自春。忆昨东京走使轺,六陵风雨草潇潇。何如累叶平章者,处处云楼五凤翘。”从这首诗可知,当时赑屃和立于其上的神道碑尚未损坏,只是生了碑藓而已。根据“南宋端平年间(1234年-1236年)改为今额”不难推算出,它比史浩墓前的赑屃年代要稍晚些,但至少也有787年了。 史弥坚(1166年-1232年),鄞县人,南宋丞相史浩幼子,字固叔,号玉林、沧洲,荫补入仕,官至宣奉大夫、兵部尚书,宋宁宗御书“沧州”,赠奉化郡开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资政殿大学士,谥“忠宣”。他在镇江为官时,政绩斐然,口碑颇佳,被南宋词人刘子寰在《齐天乐(寿史沧洲)》词中称为“辅中兴,擎天作柱”。但他为了其兄史弥远主动避嫌,早早提前归隐,晚年居住在东钱湖前堰村,寄情于山水之间。夫人为赵氏皇室新安郡主,他的儿子史宾之、孙子史榘卿、曾孙史文孙均葬于岙内。根据以上人员的官职,可知这只赑屃应为最高官品的史弥坚所设。 残存半身的赑屃 1996年12月,在鄞州五乡同岙山上发现一只赑屃,仅存前半部。另外,还有遭不同程度损坏的石像生。经考证,此墓的主人为王应麟。据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尚书王应麟在县东四十五里同谷山”。 20世纪中叶,因谷口修建水库,封山育林,此墓地与世隔绝。到了20世纪90年代水库废弃后,才可重新进入山谷,于是王应麟的墓冢和赑屃等石刻终被世人所知。 古墓坐北朝南,两翼青山如屏,面对同岙谷口,背靠鄮山。如今,墓前左前侧,有一只仅剩前半部的赑屃,背身生有青苔。赑屃头朝墓冢,长1.4米,宽1.3米,厚0.4米,部分埋入土中,呈负重引颈匍匐爬行状,距主人墓约20米。龟背中间,有一个碑槽,长0.85米,宽0.2米。 近年,墓区被修缮一新,可分为两层,中间用一层台阶相连。墓前还用石块铺成一条墓道,两边重新竖立起当初的石像生,不过,大多已残缺不齐了。最前端,立有一块王应麟墓道的保护碑。根据王应麟的去世时间推算,这只赑屃距今不会超过727年。 王应麟(1223年-1296年),鄞县人,字伯厚,晚年号深宁居士,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家。淳祐元年(1241年)进士,宝祐四年(1256年)中选博学鸿词科。历官宋理宗、宋度宗、宋恭宗三朝,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宋亡后闭门著述而终。王应麟涉猎广博,长于考证,著作宏富,尤以《困学纪闻》为世人所推重。其家喻户晓的童蒙读物《三字经》,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性儿童启蒙教材。 现存最完整的赑屃 海曙集士港深溪村文化广场上,有一只孤零零的赑屃,长1.6米,宽1.1米,高0.5米。其背上有一个碑槽,长0.7米,宽0.12米。整只赑屃完好无缺,头上的嘴巴和眼睛仍依稀可辨。 这只赑屃来自附近西岙的石马湾山中,这座山叫燕窠山,三面峰峦环抱,山势形如燕窠,此地即是汪思温的墓地“幽堂”。据《桃源乡志》记载:“汪少师思温墓在燕窠山庄。”旧时山庄有“积庆庵”,祀汪洙父子像。山下原有汪家村,为汪氏家族后裔聚居地。20世纪中叶,山岙中建造水库,汪代后裔不得不迁居他乡。清代史学家万斯同在《鄮西竹枝词》曾写道:“曾经西岙吊遗坟,大楔高碑尽贵人。后代不知几甲第,空留石马对斜曛。” 汪思温的墓冢坐南朝北,位于燕窠山半山腰,虽然墓葬已毁,但是遗迹残存。墓前神道长约百米,当初发现时,石像生安置于缓坡地带,仅存三件,另外还有赑屃一只。据杨古城先生生前回忆,这只赑屃是2018年从附近水库底捞上来的。由此可见,墓道被毁时,赑屃也被淹没。就体态而言,这只赑屃是所有墓道中发现的最小的一只。而被称为“神童”的汪洙的墓前赑屃,1998年被发现时,已碎裂数块,难辨原貌。 汪氏是西乡当地望族,也是宁波最早通过科举取士发达的家族之一。汪洙本人和两个儿子汪思温、汪思齐,以及孙子汪大猷,后来都做了大学士,被乡里传为佳话。当时,桃源乡有块御赐匾额“四学士第”。据《鄞县志》记载,汪洙是“观文殿大学士”,长子汪思温也是“观文殿大学士”,次子汪思齐是“端明殿大学士”,孙子汪大猷是“敷文殿大学士”。 汪思温(1077年-1157年),鄞县人,字汝直,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为汪洙的长子,楼钥的外祖父。他工诗文,为官耿直清正,政绩不俗。后来,因事忤秦桧,遭贬回乡,以左朝议大夫、直显谟阁致仕。根据他的去世时间,这只赑屃距今不会超过866年。 事实上,宁波周边的墓前赑屃不止这些,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或其他种种原因,有的消失不见了。比如,四明史氏家族的另一位丞相史弥远神道上的巨大赑屃,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才不知所终。 并非出自神道的赑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神道上的赑屃,还有出自其他地方的。据笔者了解,2001年建设天一广场时,在药皇殿门口出土两只宋元时期的完整的巨型赑屃,每只长2.10米,宽1.35米,高0.8米,重2吨。2012年,在鼓楼历史街区施工现场,同样发现一只宋代赑屃,长1.8米,宽0.8米,高0.6米,除有些部位略有损坏,基本完好。2011年在慈城大东门考古工地现场,发掘出一只头部残缺的赑屃,长约1.2米,宽约0.8米。另外,还有阿育王寺碑林中驮碑的赑屃,以及镇海后海塘光绪御笔“自在神通”碑下的赑屃。 纵观宁波所有已发现的赑屃,绝大多数出自南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离不开“千年一遇”的历史背景。当时,宋室南迁至杭州,宁波自然成为受益者,这是“地利”其一。康王赵构为了逃避金兵追杀,曾来到浙东沿海,得到宁波当地官民的帮助。当他离开宁波返回临安时,看到惨遭屠城后的宁波,赵构心怀愧疚。这在相关史料中有所记载,这是“人和”其二。其三,就是最关键的“天时”。北宋王安石担任鄞县县令期间,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宁波进士人数暴增,出现了“祖孙三代皆进士,兄弟几人同题榜”的盛况。这些人通过努力,在朝中不同部门担任要职,催生了宁波历史上第一批官宦世家。除了地位显赫的甬上“四大望族”楼、史、丰、郑,还有王氏、汪氏等其他家族。这些人去世后,享受朝廷特殊的礼遇,墓葬也变得豪华起来,开始添置之前所没有的赑屃等石刻。 千秋主人名,可知赑屃事。这些被人遗忘于山岙之中的赑屃,是宁波南宋石刻大家族中不可缺少的成员,也是宁波在两宋时期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更是南宋“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见证。 ①如今放置于集士港深溪村文化广场上的汪思温神道上的赑屃。 ②2001年,建设天一广场时出土的赑屃。 ③如今放置于王应麟墓前的赑屃。 ④史浩神道上的赑屃。 ⑤如今放置于史弥坚神道“乌龟牌楼”下的赑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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