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后的秦氏支祠门窗

秦氏支祠的古戏台

马眼漕边上的秦氏支祠（资料图）

秦家捐赠的竹刻文物

秦际瀚

秦善宝

秦康祥（右）与高式熊

秦氏家族返乡

    汤丹文 

    “秦氏支祠”，宁波人并不陌生，它是宁波的“国宝”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湖之尾闾，水流涟漪，土人名曰马眼漕，邑人秦氏支祠在焉。”近代篆刻家、考古学家褚德彝在《鄞县秦氏支祠碑记》中这样描述它在月湖边的方位。这个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总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建造时耗资20余万银元，它的北面就是天一阁的东园。

    这几年，当人们路过秦氏支祠，会发现这里大门紧闭，悄无声息。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祠堂正在进行第二次大修——这也是最近10年间，宁波众多“国宝”建筑中的首次较大规模修缮行动。

    在它即将竣工以崭新面目示人之际，透过历史的尘埃，来回望一个家族祠堂乃至一个百年商帮的风云起落，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感悟呢？

    一座集民间工艺之大成的建筑

    为什么要修秦氏支祠？当然是因为这个“国宝”到了该修的时候了。

    秦氏支祠始建于1923年的“夏正四月”，落成于1925年“夏正十一月”。晚清状元，也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张謇，受秦氏族人之邀，撰写了《秦氏支祠记》，其中写道，“祠为君安翁妥灵之所，其子际藩、际瀚、际浩辈承翁志以建者也。”

    秦君安出自近代宁波秦氏家族的福三房，是马衙街秦氏的先祖，叱咤上海滩的秦氏钱业创业者。

    秦氏支祠在秦君安去世9年后才开始建设，这正是秦氏家族在上海行商的鼎盛期。煌煌钱业世家，被称为宁波“腰带河”秦家。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至1933年，秦家与人合伙开设的“恒字号”钱庄先后有8家，财富之巨可以想见。

    当时，在外闯荡的宁波商人，发财后往往将大量的积蓄携归乡里，用来建造祠堂、庙宇、书院、学塾、桥梁、道路等，这不但是寻常意义上的荣归故里、光宗耀祖，也是宁波商人特有的“行商、处儒”的民风所致。修建祠堂，对一个家族而言更是头等大事。在宁波，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也是一族之长行使权力的地方，更是一个家族的社交场所，有时也会附设私塾，供族人子弟在此上学。

    1923年，秦君安的儿子秦际藩、秦际瀚等人回到老家宁波。当他们看到镇明路章耆巷的秦氏宗祠已十分破败，提出由他们来重建。不料，这一提议却被族中的主事者婉拒：因为在秦氏一族中，秦君安的福三房是旁支左系。

    受此刺激，秦际瀚等人索性另建祠堂，有别于主庙，所以称“秦氏支祠”。也许因为赌气，或者与所谓正房“别苗头”，为支祠修建一下子掷下了20万银元之巨。

    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考究的工艺，这些自然是秦氏家族显示权势和财势的所在。然而，也正因为这种近乎苛刻的追求，为后代留下了一幢民国时期宁波祭祀类建筑的典范之作。

    秦氏支祠的建筑在布局、设计、装饰等方面，均依据江南传统的营造格式，装饰融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拷作等民间工艺于一体，可谓集浙东民间工艺之大成。

    当年，此祠修建投入之阔绰，质量要求之苛刻，从营造商后代的回忆中，就可十分明了。

    胡茂伟，宁波著名的书法家和人文学者。1988年，在市委工作的胡茂伟，随着市主要领导来到秦氏支祠，发现这里墙上的图案与花纹，与莲桥街老家“田园间”几乎一模一样。当时，接待他们的天一阁元老、人称“洪太公”的洪可尧介绍，这个祠堂为胡荣笙先生所造，秦家造完祠堂后，用多余的建材在莲桥街造了三进房子。

    让胡茂伟内心骄傲的是，胡荣笙正是自己的祖父，著名建筑商胡荣记营造厂的老板。当时，他的祖父延请了宁波最优秀的木工、泥工、石匠、漆匠建造此祠，自己更是殚精竭虑，把这一工程作为品牌样板来打造。

    秦家祠堂装饰的华丽繁复，工艺的精巧细致，可从这里的窗户窥得一斑。秦氏支祠内共有半窗和落地长窗近500扇，落地长窗有的三四米高，窗玻璃有特制的冰裂纹。有的落地长窗板，饰有菱形花，裙板雕有“梅兰竹菊”和百子游戏图。这些雕饰均采用了宁波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

    不独窗户，祠内的梁柱、雀替、额枋、美人靠等构件，也采用了浮雕或透雕的手法，并借助线刻造型和浮凸的块面，饰以大漆，贴以金箔。其金碧辉煌之效果，在那时的宁波可谓妥妥的“土豪金”。而在照壁、花墙、漏窗等处，嵌以各种砖雕的人物故事和吉祥图案，也是秦氏支祠的装饰特色。

    秦氏支祠里的戏台，更让人眼前一亮：它的穹形藻井，由千百块雕刻板榫搭接而成，如意斗拱盘旋而上，直至穹顶会集，中间覆以明镜，堪称浙东古戏台的杰出代表。

    如此这般，已使秦氏支祠从单纯的祭祀建筑，“升华”为一座蔚为大观的宁波民间工艺“博物馆”了。

    一个祠堂相隔30年的两次大修

    秦氏支祠落成后的第二年，族人在此举办了盛大的祭祖活动。至1949年的23年间，这一活动没有中断。但这一精美建筑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可谓历经沧桑。

    抗战时期，它曾被日军侵占，成了驻兵之地，后又作为小学校舍多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是浙东针织厂的厂房。1956年遭台风袭击，屋面受损，东墙局部被吹倒；1964年，这里成了宁波医药公司的仓库，偏房被拆，戏台的台板、围栏及部分门窗被拆除，两进庭院里搭建了棚屋……

    秦氏支祠的“重辉”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1年12月4日，它被公布为宁波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市政府发文决定将秦氏支祠划归文物部门使用，并于1990年9月正式移交。

    原天一阁博物馆办公室主任赵维扬，是当时移交和随后维修工作的参与者之一。他回忆道，那时，秦氏支祠的大体结构还是保护得很好的，因为药品仓库事关民生，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也没有像宁波其他祠堂那样，被严重冲击破坏。但仓库免不了运货的手拉车进进出出，祠内的柱础受到了一些破坏，甚至被割掉了一角，以方便出入；原先的石板地也被浇上了水泥；祠堂的木门、花窗、雕板等有缺失，一些构件细部也有缺损；戏台的藻井、斗拱、铜瓦也急需修复；戏台横梁上花板需重新雕刻，舞台上的“美人靠”也是重新制作的；门前的石柱，有几根也是仿造后新竖起来的。

    秦氏支祠的第一次维修，由国家文物局和宁波市共同出资250万元，历时3年完成。施工由当时天一阁博物馆的工程队负责。

    赵维扬说，那时，天一阁从各地调来了一些传统手艺好的工匠，像奉化棠云的木匠、鄞县（今海曙区）栎社的泥水匠、余姚大隐的石匠等。由于维修中有大量的朱金漆木雕工艺制作构件，光是贴金的金箔就用了近2公斤。

    当时，宁波城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一些待拆老宅的物料也被用作秦氏支祠修复的材料。像明堂重铺石板，一些红石板、花岗石板，就是天一阁工作人员从宁波老城区的旧房里一块一块收来的。

    1994年5月，秦氏支祠正式向社会开放，当时在建筑内开辟“宁波史迹陈列”，系统地展示宁波的历史文化。2001年6月，秦氏支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并入天一阁。

    时隔近30年后的这次大修，以祛除存在的建筑病害、展示其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为目的，具体包括局部揭瓦翻修屋面、更换糟朽的木椽、补配缺失的砖雕刻件。修缮工程涉及照壁、门厅、戏台、正厅、寝楼、厢房、犹存堂、边房等诸多范围。

    据了解，这次大修其实从2019年就开始筹划，2022年3月动工，实际工期9个多月。维修工程总投资210万元，光是朱金漆木雕用的金箔就用了520张，每张88平方厘米；生漆工艺用漆400公斤，耗费2500工。

    天一阁博物院负责人介绍，秦氏支祠展陈更新后将对外开放。焕新后的秦氏支祠，将充分发挥它在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教育上的价值，在保护的前提下，提升活化利用水平。

    一个以诚信发家的商帮传奇

    秦氏支祠修缮期间，我曾去过一次现场。当时，在祠堂正门前，天一阁的工作人员正在讨论匾额如何能修旧如旧，重现光彩。

    秦氏支祠内的匾额有许多，像戏台上的“高明悠久”“虚华实境”两块匾额，分别由书法家周节之和沈元魁所书。正殿内的“以兴嗣岁”“显承启佑”自然也诉说着秦氏族人希望家族兴旺的愿景。而最有历史感、分量最重的一块匾额，是悬挂于门厅的“慈善为怀”匾。

    1923年，当时的民国总统黎元洪以此匾题奖“鄞县秦张氏”，这秦张氏正是秦君安的夫人。当时，秦张氏已经逝世，表彰的是1920年宁波米荒期间，官绅议办“平粜”，秦际瀚以母之名捐助数万金的善举。

    显然，秦氏家族是从善之家，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秦氏家族的堂号称作“秦余庆堂”，其意昭显。支祠建成后，族人即在门旁创办“余庆小学”，聘请王霁云为校长，全盛时期有学生四百人，学杂费全免，并发给书籍、文具。

    这种向善的家风，自然由秦家创业者秦君安传承而来，而秦氏家族的发家与发迹，也与“向善守信”的品德紧密关联。

    秦君安年少家贫，11岁就丧父，但对母亲十分孝顺。12岁他到台州学生意，18岁进入慈北入钱庄业。24岁时，母亲去世，不久后，秦君安就到上海滩闯荡。聪慧的他，自学英语，不到一年，就能以流利的英语与洋商交流。

    对秦君安来说，上海虽是客地，却如鱼得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有着数量众多的宁波帮。当时，秦君安与倪芹香、王磬泉、叶澄衷等宁波帮前辈“互相切磋，得益匪浅”，自然也受到了他们的提携。而眼光独到的他，在绝大多数商人投身棉纺、五金、煤油等行业时，另辟蹊径，开起了颜料行，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禇德彝如此概括秦君安在生意场上成为大赢家的原因：“与洋商贸易，他商多诈伪争胜，翁独以诚信揭橥，真实相与，业务蒸蒸日上。”

    1882年6月25日的《申报》上，曾刊登过一则《次货断罚》的社会新闻，说的就是秦君安的恒丰昌洋货铺（颜料行）状告同业瑞康铺“将红硃装入野鸡牌瓶内混卖，以假乱真”。

    而另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德国染料商急着回国，运进中国的一船靛青染料无人接手。最终，他以低于当时市场的价格，转手给了他非常信任的商业伙伴秦际瀚。不久，因一战战祸蔓延，进口航线中断，作为当时百姓身上穿的蓝土布染织必需的染料，靛青价格狂涨，最高有数百倍之巨，秦际瀚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秦氏家族从颜料业起家，继而投身地产、钱庄业。1905年，秦氏家族的第一家钱庄“恒兴号”在上海成立，资本金达3万两之巨。随后，秦家钱庄快速扩张，独资或合资办起恒兴、恒隆、永聚等8家钱庄，在宁波设有晋恒等5家钱庄，拥资1000万元，成为当时上海九大钱业资本家族之一。

    而秦氏家族鼎盛之时，在上海租界的山东路申报馆至恒丰昌号一带，杨树浦，南京路长馨里一带，武昌路，宁波路的选青里、同和里、吉祥里，汉口路以及宁波原籍，拥有大量的地产，称他们是上海的地产大亨也不为过。

    那时候的上海，秦氏家族凭着财富和诚信，在商界赢得了极好的口碑。秦际藩、秦际瀚等人去世，除了一纸讣告外，《申报》必刊载退保声明，“所有生前为亲友作保，无论口头或书面，于登报日起概作无效”。可见他们个人在商界和市民中的威望。

    1935年，上海发生金融风潮，秦氏家族靠着攒积多年的信用，逃过了倒闭的命运。

    当时，美国高价收购白银，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金融业出现严重的资金流动性短缺，众多金融机构难以为继。那一年，仅上海一地，停业倒闭的金融机构就有30余家。

    秦氏后人秦仲祥在分析那年的金融风潮中秦家险些无法应付挤兑提款的原因时，认为：“盲目扩张，以致尾大不掉……市面衰落，房地产亦已失去优越条件，无人一顾，中央银行亦拒绝（以地产）抵押。”

    不过，秦氏的钱庄业在上海的影响实在太大，一旦倒闭，不但上海市面会大乱，政府财政也会受牵累。于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同意秦家以地契抵押300万元。但这笔钱离救急所需的600万元还差半数。而此时，另一位在上海的钱业巨子、同为宁波人的秦润卿起了莫大的作用。当时，秦氏家族的主事人秦善宝找到这位上海钱业公会的会长求助。经深思熟虑后，秦润卿决定在上海钱业准备库中拨付300万元，让秦家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

    这场雪中送炭，自然有乡谊的因素，但秦氏家族良好的信用，也是秦润卿能下定决心出手相救的原因。此后，秦氏钱庄业的四房昆仲，每届新春必定前往秦润卿所任职的福源钱庄贺年谒岁。

    但经此一役，秦氏钱庄业元气大伤。随后的战乱和时局动荡，秦氏一族的钱庄业也几经起伏，大量的地产因钱庄最终不能还清欠款，成为抵押品转让给银行。但即便关停、清理钱庄，秦氏家族也丝毫不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

    1946年，秦氏参股创办的安中保险公司进行清理，《申报》刊登了清理公告，让“所有各保户退费未领取者……三月底前凭单来处领取。如对本处清理尚有异议者，亦如期提出声明，希勿延误。”       

    也许，对一个诚信起家的钱业世家来说，即便无奈“落幕”，也必须是优雅的。

    一个热衷公益、善举不断的家族

    天一阁的应芳舟先生，曾编著了一本名为《钱业世家——秦君安家族》的史料文集。当我细细捧读秦家百年的商业传奇，却也发现了并行于其间的一条公益慈善之线。

    秦家史事编年记载最早的慈善之举是1883年秦君安向上海的仁济善堂助洋十元。从此之后，沪甬两地，但凡有扶贫救困、公益建设等大事，都可见到秦氏家族的身影。

    1908年，宁波的绅、商、学界公推秦君安、胡叔田等人为代表，与旅沪甬绅共同商议了甬北火车站选址，秦君安还缴股二千助力火车站建设；

    1920年，秦际瀚出巨资在南门大庙举办平粜局，每日以六十石为限。当时的宁波《时事公报》报道该平粜局“迄今已四十二日，办法完美，男由左，女由右，小儿由中，分门而入，秩序井然”；

    同年，秦际瀚将位于奉化的一百亩民田捐助给养老堂，并出资1000元修缮南门大庙坍塌已久的大门。向华美医院助资800元，其中300元助力该院购买爱克司光镜；

    1922年，秦际瀚捐助水灾赈款5000元，并为其生母张氏、胞兄各捐洋1000元；

    1933年，国内开展航空救国运动，宁波旅沪同乡会筹款购置“宁波号”飞机，组织了216个募捐团队，其中一队以当时秦氏家族的主事人“秦善宝”命名……

    20世纪30年代，秦氏家族对宁波的最大一笔捐赠是修建灵桥。1932年年底，秦善宝成为改建老江桥（灵桥）沪筹备处委员，他以家族“秦余庆堂”的名义，捐出了25000元，仅次于孙衡甫、徐庆云等人的50000元。

    秦氏家族为什么这么热衷公益与慈善？

    一方面，这是宁波的民风使然，行商者在发达之后，关心家人、宗族或乡里事务，任侠好义的传统人文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秦氏家族投身的又是钱庄业，需要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通过公益慈善之举，塑造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形象，也是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

    秦氏家族钱庄业淡出沪甬商界，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赎买政策并给予秦氏家族发放定息，收回了在沪的房地产业。

    而让人想不到的是，秦家在财富上的风光历时五六十年后，家族中的两个人，会为宁波这座城市留下深深的文化印迹。这两个人就是秦康祥、秦秉年父子。

    一次次回馈故乡的文化捐赠

    秦康祥是秦家贵房秦际瀚的孙子。他于1914年出生，17岁与陈和乡结婚时，正是秦家生意最为红火的年代。

    在秦氏家族的史事编年中，很少有秦康祥从商的记述。相反，除了结婚，最早有关他的描述是他得到一本印谱，并在书前题“得于废张残纸之中”。显然，秦康祥是秦氏钱业世家中的文化人。

    这或许与秦康祥的早年经历有关。宁波人、国内著名的文史大家周退密是秦康祥在宁波私塾“清芬馆”共读时的学弟。在回忆秦康祥时，以“文章汉魏有师承，乃以雕虫篆刻称”概括之。这师承，就是浙东书风第二代传人钱罕和大才子冯君木。两人均出自慈城，而那时的冯君木是沪上宁波文化人的领袖，他的“回风堂”门下，云集着沙孟海等众多书画、篆刻界弟子。秦康祥“入圈”文化，自然水到渠成。而家境的富有，又让他成了一代收藏大家。

    在收藏界，秦康祥以明清竹刻、秦汉玺印、古琴的收藏闻名。作为西泠印社的社员，他痴迷于篆刻。在西泠印社史上，秦康祥最大的贡献是与张鲁庵、高式熊等人一起策划出版了《西泠印人同人印传》。此书在当时印社灵魂人物王福庵的支持下，对当时社员进行了梳理，“凡列入者，每人一印款刻小传”“印传共计刻印220方”，也就是收录了社员和印社资助者220人。采编出版过程中，张鲁庵提供印石纸张，秦康祥负责采访编写，高式熊篆刻。

    秦康祥对篆刻与收藏的全身心投入，从两件事中可见端倪：

    20世纪30年代初，有人将褚遂良临本兰亭碑拿到秦家钱庄抵押。典期过后，此作被别人买走。秦康祥得知后，开始追查这件兰亭碑的去向。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秦康祥才得知下落，并出资购得此碑。

    1968年，秦康祥重病不起，临终前数日，仍然刻印不辍。在同是宁波人的高式熊帮助下，“犹立刻五面印五方，至第六方病不可支，越日竟一瞑不视”，就此溘然长逝。

    周退密曾在诗中调侃这位学长的晚年是“扫地出门余一命，前生疑是打包僧”——这位曾经的富商子弟，在后半生确实清贫困顿，他把所有家财花在了文物的收藏上。这些瑰宝珍品被“打包”放在他上海牯岭路房子的阁楼上。

    “文革”期间，秦家的收藏大多被抄走。直到1978年，才被部分返还，但一些珍品已散失，比如兰亭序碑。

    而此时，故乡的天一阁却远远注视着秦家。

    当时天一阁的负责人邱嗣斌一直与秦家交好，他知道秦康祥一直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把文物捐赠故乡”的念头。而秦康祥对故乡之情深，从他在1938年把自己校印的金元钰的《竹人录》邮寄赠送给天一阁收藏一事，就可以看出来了。

    邱嗣斌退休后，念念不忘把秦家宝物完整地保护下来，不致流失。他与他的天一阁后任们，好几次去秦家商量这批文物如何妥善安置。

    1996年5月，上海旧城大规模改造，秦家老房子也面临拆迁，并无子嗣的秦秉年与母亲相依为命。由此，保护秦家的文物，让母子二人早日回归故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赵维扬仍清晰地记得1996年秦家大搬家的情景：“当时，天一阁去了5个工作人员。市公安局二处的几位同志负责安保。我们先后一共去了5次，每次两辆车，运回了竹刻、古琴、瓷器、字画、铜器、玉器等大量文物。”

    去上海前，邱嗣斌特地嘱咐赵维扬，让他注意藏品当中是否有一幅《鄞江送别图》。最后一次去秦家，赵维扬真的在阁楼上找到了这幅反映“万斯同赴京修《明史》，众多士人鄞江送别”的名画。据说，这幅画正是邱嗣斌在20世纪50年代得知它在文物市场上出现，让秦康祥出资买下的。

    回家就是心安！陈和乡、秦秉年母子俩是在1996年的最后一天回到故乡的。之后几年，他们完成了秦康祥的嘱托：“家里的宝贝，以后都要送回家乡，留在天一阁！”

    自2001年至2006年，作为天一阁博物馆终身研究员的秦秉年先后3次向天一阁博物馆捐赠8000余件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4件、二级文物112件、三级文物1467件。特别是2001年12月9日第一次捐赠的98件明清竹刻文物，被王世襄等国内文物鉴定大家认为是“集国内竹刻文物之大成”，23件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在秦秉年捐赠之前，宁波仅有国家一级文物11件！

    尾声

    2015年7月2日，秦氏支祠的第五代孙秦秉年因病去世，享年83岁。3年前的10月4日，他的母亲陈和乡以百岁高龄告别人间。

    秦秉年逝世那年，我刚回到文化采编一线，与同事一起采写了《“天一阁的一分子”秦秉年先生走了》一稿。当时，我对秦秉年先生和他家族的事迹，特别是他与秦氏支祠的关联，并不太了解。而此次秦氏支祠的再次大修，让我机缘巧合间，与这个家族有了穿越时空的深入交集。

    让我感叹的是，一个家族以百年的兴衰，书写了闯荡上海滩的传奇；而千金散尽之后，他们以最终的归来，为我们这个城市留下了一幢流金溢彩的建筑和8000余件价值无法估量的文物。一代商帮“初行于商，终成于文”，完美地演绎了我们这个城市“藏古今，通天下”的底蕴。

    秦秉年先生第一次捐赠文物之时，他的胞弟、旅居海外的画家秦仲祥在天一阁举办了敬乡画展。他讲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回天一阁，是从祠堂的正门进去的，这就是回家了。”

    大江大河，总要归入大海——如同“马眼漕”，正是“湖之尾闾”，月湖之水，趋归之处。

    而游子拼搏闯荡世界这么久，总要归家——这家是百年秦氏支祠，更是宁波人的精神故园天一阁。

    本版图片由天一阁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