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章海

    （一）

    我的六年小学是在庵堂作为校舍的望春中心小学读完的。

    1956年下半年，父母让我到望春桥旁石将军庙内的同济小学读书。报名那天，已在这所小学读到三年级的哥哥带我去面试，老师让我从1数到100就结束了入学测试。开学前夕，学校从石将军庙搬迁到望春桥南面的桥庵内并改名望春中心小学。9月1日早上，我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和哥哥一起翻过望春桥来到新学校，第一眼看到的是桥庵围墙中间的月洞门。进门沿着一条用鹅卵石铺就，两边长着杂草的小路来到校内，只见原来放菩萨的朝南大殿两侧分割成了三至六年级教室，大殿下面东西两边念经的厢房成为一、二年级教室，教师办公室在大殿对面。校内没有操场，升旗仪式和上体育课要到月洞门外桥庵北面一块刚平整好的狭小空地举行。厕所在庵堂南面围墙外的一间旧屋内，里面有一排已经用旧的木制坐坑，屋外有多株高大的树木。这么小的桥庵怎能装得下一所小学？好在当年的望春中心小学每个年级段只有一个班，全校一至六年级共计6个班级。我们一年级教室在大殿下面靠西边厢房内，屋内进深很浅，一排放四张双人课桌，已经顶住两边的墙壁，课桌之间的过道又窄又挤，全班56个学生分坐七排位置，把整个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按个子高矮排序，我被安排坐在教室进去第三行倒数第二排位置。

    由桥庵匆忙改成的学校，泥塑的菩萨已经搬走，但校内各个角落还没有打扫干净。开学第一天，学校组织全体师生进行大扫除，我们一年级学生除了打扫自己的教室外，负责清洁学校的灶间。当年望春中心小学没有食堂，也不负责学生中餐，像我这样路远同学的中午饭，都是从家里带去的装在钢质饭盒子里面的生米，早晨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灶间，将自己的饭盒放进蒸笼，带来的菜放在教室角落的桌子上，中午下课后各自到灶间拿来已经蒸熟的饭盒吃午饭。灶间在庵堂东南角，只有一个灶头，打扫卫生时，一个姓徐的男同学在捡碎玻璃时划破手指，不幸感染了破伤风，住院治疗数日才来上学。看到这一切，个别同学产生了不愿在“庵堂学校”读书的想法，有的干脆不来上学了。但绝大多数同学没受影响，因为当年的同济小学口碑很好，西郊路上仅石鼓弄、杨陈弄一带就有5个同学和我同班，每天上学沿着西塘河边同行，数着一级级石阶翻越望春桥，好奇地观看桥上生长着的大树，为自己成为望春中心小学第一届新生感到高兴。

    在望春桥庵读了两年书，1958年下半年桥庵让给了新成立的望春人民公社用于办公，学校又搬迁到望春桥东面同桥头边的法化庵，我在那里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因此说我的六年小学都是在“庵堂”里读的。

    （二）

    学校办在庵堂里，老师都是同济小学的原班人马，新学期一开学，学校就对教学抓得很紧。1956年中小学开始推行普通话，一年级新生先教汉语拼音，从a、o、e学起；语文课也教毛笔字，并要求学生每天放学回家在黄草纸大字本上写20个毛笔字，老师用红笔给写得好的字画圆圈。数学课同时教珠算，学生自带算盘，笔算和珠算同步教学，相互促进。当年学习苏联做法，老师批改作业采用5分制，2分不及格，3分及格，5分优秀。

    我们一年级班主任是汝承芳老师。汝老师三十开外，中等身材，洁白的面容配一头修剪整齐的乌黑短发，说话轻声细语，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自我介绍时告诉大家，她家住在月湖边，先生是同济中学的体育老师，有一个与我们一般大的男孩，欢迎大家星期天到她家玩，后来还真带我们到她家和月湖玩过。汝老师从不大声训斥学生，更多的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一天，一位姓吴的男同学午饭后在学校旁的河边玩耍时不幸跌落水中，汝老师用自己儿子的衣服给他换上，因此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汝老师就像妈妈一样亲。汝老师教语文，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她的精心教导下，我们这些只会讲“石骨铁硬”宁波话的小学生，很快学会了认读26个大小写字母、23个声母、24个韵母等汉语拼音。小学打下的基础，对我后来在军营里讲好普通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汝老师教书，一边读课文，一边在课桌之间来回走动，关注着每位学生的专心程度，她教的课文吐词清晰，声音悦耳，肢体语言生动，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汝老师当班主任只有一年，读二年级时，班主任换成了陈老师，以后每年换一位班主任，第五位班主任镇老师从五年级教到六年级毕业，所以镇老师的教育方法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镇老师真名王幼镇，因为学校已有一位王老师，所以大家就叫他“镇”老师。这是一位有着近20年教龄的绍兴人，为师严厉，教育有方，上课时重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当年学校读书实行留级制度，平时学习成绩不好，跟不上进度的学生要留级重读。读到五年级时已有一些同学因各种原因离开了班级，也有新的同学从周边的学校转学到班里来。一名家住后袁村，从别的小学转来的名叫袁兴凤的女同学写作文时，用“狗尾般的稻穗”形容农民种的水稻获得了大丰收，镇老师认为写得生动形象，让她在班里朗读，号召同学们向她学习。对听课不够专心的同学，镇老师会用黑板擦或教鞭轻敲学生的脑袋，提醒其集中注意力。他教语文课注重从课文的内涵中挖掘深刻的道理，启发学生加深理解，譬如在上《痀偻承蜩》一课时，强调读书、做事，一定要像“承蜩”的驼背老人那样“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只有勤学苦练，才能有杰出的成就。在教鲁迅的《一件小事》时，指出既要学习车夫勇于担责的精神，做一个“须仰视才见”的高大的人，也要学习鲁迅敢于“榨出皮袍下面躲藏着的‘小’来”的勇气，主动深刻解剖自己。镇老师结合课文内容教导学生必须懂得的这些做事做人的道理，让学生终身受益。

    （三）

    六年小学除了读书外，参加劳动是一项重要内容。

    春天，汝老师带着我们一年级新生放学后到刚起畈耙平的水稻田里寻找浮在水面上的蝈蜢等害虫的卵；秋收时节去附近的稻田拾稻穗，交给农民颗粒归仓。读四年级时，遇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学校让我们在庙宇后的一块空地上开辟菜地，同学们自带锄头种植了蚕豆、土豆、向日葵等多种作物。那个年代号召学习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的人工杂交等技术，有个同学突发奇想，认为把蚕豆和土豆嫁接起来，可以实现一株植物在茎上和根部同时结出两种果实，于是把蚕豆的茎割下来插在土豆的茎里面，并用线绑紧竹竿护住，以为这样就完成了杂交，结果没过几天，绑上去的蚕豆茎叶很快就枯萎了。这次失败让大家懂得了学习和掌握任何一门科学知识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也是劳动带给同学们的另一份收获。

    1959年9月火车南站开通客运服务，第二年春天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分批乘火车去慈城春游，虽然只经过庄桥、洪塘两站，但对我们这些第一次乘火车的小学生来说已经很满足，大家既兴奋又好奇，高兴得好几天睡不着觉。1960年上半年，市教育部门组织四年级学生进行年级段语文和数学会考，考场设在永丰路小学，市区各小学派一名学生参加。学校让我代表班级去考试，当我拿到用铅字印出来的字迹清晰的试卷时高兴极了（平时考试卷子都是由老师自己刻蜡纸油印的，字迹不是很清楚），答题速度飞快，也许因为太兴奋，我把“哀”写成了“衷”，回到学校后，班主任杜老师问我“哀”字怎么写？我才恍然大悟，这一深刻教训让我记了一辈子。五年级暑假，学校让我和一个叫徐桂芬的同学代表望春中心小学少先队参加宁波市小学生夏令营，我俩和各校同学一起从药行街天主教堂出发，分乘两辆军车到奉化溪口的武林中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夏令营活动。在解放军战士指导下，站军姿，学旗语、练瞄准、打胸靶等等，内容丰富，要求严格，不少场景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