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老钱庄。

1908年的四明银行。

2018年11月，包玉刚故居修缮启用。

研讨会嘉宾发言。

    记者 黄银凤 通讯员 康京京

    镇海区庄市街道思源路上，宁波帮博物馆以整体的“甬”字造型，成为天下宁波人的情感地标、精神家园。无数的参观者带着好奇走进去，带着震撼和疑惑走出来：他们震撼于“宁波帮”这一群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竟然作出了如此多如此大的贡献，他们疑惑于为何这一伟大的群体会诞生在宁波，什么样的文化传承才能造就“宁波帮”的辉煌？

    答案或许从上周五在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中可以找到。

    本次研讨会由宁波博物院（宁波帮博物馆）联合上海大学宁波商人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宁波帮”后人近百人齐集一堂，共话“宁波帮”的转型与传承，深入阐释和弘扬“宁波帮”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及社会经济建设提供更多的历史启悟。

    一个宁波帮，半部近代史

    “宁波帮”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

    包玉刚故居，位于庄市街道钟包新村的后新屋，离思源路仅数里之遥。包氏故居的中堂“履安堂”厅内挂着一副隶书堂联：

    虎踞龙盘称雄世界光前裕后道履绥和

    凤翔燕舞慈范懿德人杰地灵居安纳福

    这副堂联的下联写包氏家风，上联明写船王辉煌成就，暗寓包氏的经商理念与成功秘诀：既敢为人先，又道履绥和，也即稳健。正是凭着这一经商理念，包玉刚先生迭经航运业惊涛而履险如夷。

    包玉刚祖上做鞋业生意，鞋，延伸开去有“走”的意思。天下商帮，比如晋帮、徽帮和“宁波帮”，他们各有各的走法，各有各的路径，各有各的归宿。

    宁波人的基因里有一种遗传密码——出外闯荡，其血脉中天生涌动着“涉狂澜若通衢”的特质。自古宁波人就养成了涉足大海、励精图治的人文精神。宁波的出海口滋育了一大批“宁波帮”航运家。

    研讨会上，“宁波帮”研究专家、宁波钱币学会副会长王建明指出，“宁波帮”与中国近代航运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包玉刚创办的环球航运集团，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的航运企业。董浩云是“世界七大船王”之一，他创办的东方海外航运公司目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航运巨头。虞洽卿等宁波商人集资创办宁绍、三北等轮船公司，标志着民营航运业走向了与外资航运业、官办航运业公开竞争及相互抗衡的新时代。为支持抗战，一代“船王”陈顺通和他的“源长轮”自沉于长江江阴要塞，显示了一位宁波商人的爱国壮举……

    在与潮和海的搏斗中，宁波人锤炼了经商才干，同时也培育了敢于闯荡、敢于冒险的精神，“比之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故乡的大海滋育了“宁波帮”，游子还乡帮助故乡进行开发建设。这样的家国情怀，深深融入了每个“宁波帮”人士的血液——

    培养了胡适等一众学者名流的上海著名私立学校——澄衷学堂，是宁波富商叶澄忠创办的；复旦大学的教学楼，是李达三捐资1000万港币建设的；专用于赈灾办学的鄞州严氏义庄（如今的善园），是金融家严康懋一手创建的……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文脉传承和浓郁的工商灵气，孕育和成就了享誉天下的‘宁波帮’。”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宁波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徐平元在致辞中表示，“‘一个宁波帮，半部近代史’，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宁波帮’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同时，一代代‘宁波帮’人士将自身发展紧紧融入国家的前途命运，无论时代洪流如何推进，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抱赤子之心、守家国大义、秉开拓精神，为祖国和家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上，“宁波帮”的家国情怀，远不止造福桑梓这么简单，在社会转型方面也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近代上海的繁荣，“宁波帮”功不可没；而宁波本土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及至宁波籍两院院士在同等城市中数量一直保持全国第一，其原因无疑也可以归结为“宁波帮”的贡献。

    诚信经营，以理服人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强势崛起

    在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中，“后起之秀”宁波商帮为何强势崛起？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各抒己见，提炼宁波商帮的精神特质，深度解读宁波商帮的成长密码。

    宁波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天杨从钱庄发展史的角度剖析了“宁波帮”的成功之道。“与官府保持恰当的关系，是‘宁波帮’的经商智慧。遇到危机时，宁波钱庄往往通过宁波商会转函当地政府，寻求官方的支持，但又并不依赖当地政府。同时，他们会联络上海的‘宁波帮’人士寻求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王天杨认为，“宁波帮”的成功，不是靠官方的特权，而是靠诚信经营，以理服人。

    上海大学教授、宁波商人研究中心主任李瑊指出，许多宁波商人经商致富后，没有把所蓄积的钱财依附于外资企业或购地收租，而是把获得的商业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

    19世纪中叶，对外开埠使中国与世界连成一片，随之出现了进出口贸易、日用洋货、保险业、证券业、银行业等新兴行业。甬商适时更新经营项目，参与新兴行业的开发。

    “当时涌现了朱志尧、朱葆三、虞洽卿、刘鸿生等名闻中外的著名买办。宁波人扬长避短，使自己的优势产业沙船业向航运业转变，钱庄业向近代银行业渗透，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相结合，为‘宁波帮’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宁波大学硕士生导师胡丕阳分析。

    在各大商埠风生水起

    “宁波帮”与沪、港的城市情缘

    专家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宁波帮”所呈现的历史现象, 是一次推动中国近代工商史发展的伟大产业实践。“宁波帮”以地缘为纽带，各产业领域相互支持，迅速在上海脱颖而出，并扩张到全国各大商埠，进而扩展到港、澳等大商埠。

    在《守望·传承——宁波帮博物馆馆刊十年文萃》中，一位宁波文史专家曾撰文指出，“宁波帮”作为特定的工商史现象，它的成功还需要从工商史本身提供的机遇中去寻找。鸦片战争以后，杭州湾彼岸的上海正在形成远东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近代产业中心，以及作为洋货倾销的商业集散平台。这是一个有大作为的“大时代”，“宁波帮”慧眼独具地发现了这个历史大趋势，此后，“宁波帮”就像海鸥逐浪一样，奔向了风气先开的商埠城市，参与了全国主要城市的经济近代化过程，赢得了“无宁不成市”的美誉。

    “宁波帮”在商业和航运上的两大历史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施展。而过账码头的金融敏感与金融创新能力，使“上海时期”的“宁波帮”在金融领域取得了最为精彩夺目的业绩。当时的上海工商界名流穆藕初曾高度评价“宁波帮”：“中国经济中心在于上海，但上海如何能有今日呢？不必说，靠的是宁波人的力量。”

    “‘宁波帮’还以同样的热情参与对天津、汉口的建设，并参与全国性政治事务的尝试，以此获得声誉、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和社会网络。”《中国经济史研究》副主编高超群表示。

    而在“香港时期”，航海业又大放异彩。“宁波帮”以香港为中心缔造了庞大的“航运帝国”，并发展成为拥有两位世界船王的国际航海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之后，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又缔造了“强龙上岸”的传奇。

    研讨会上，香港大学名誉教授李培德以包玉刚为个案，分享了“1980年代香港华商的机遇、挑战与回应”。

    李培德说，包玉刚的事业，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还有分别于1980年和1985年成功收购英资九龙仓和会德丰，正式揭开了华资取代英资的序幕，为日后华商做大做强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忠从甬沪两座城市的经济关系甚至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整体视角，展开对“宁波帮”经济贡献的研究。他说，“宁波帮”商人及企业家群体的努力，不但促进了母地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资本、人才转移，“宁波帮”迅速转型为上海第一大商帮，为促成上海成长为长三角增长极城市作出了重大贡献。

    赓续传承历史文化

    让“宁波帮”精神在当代传扬

    近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坚持不懈推动“宁波帮”工作，持续擦亮“宁波帮”金字招牌，建设了宁波帮博物馆，搭建了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甬港经济合作论坛、浙江宁波侨梦苑和宁波市阳明文化海外传习基地等一批重大平台载体。近年来，我市尤其注重新生代“宁波帮”人士的联络联谊，组织开展甬港、甬澳、海峡两岸等一系列青年交流活动，增进了新生代“宁波帮”的家国情怀，为我市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汇聚海内外最广泛的奋斗力量。

    “要积极利用好这次研讨会的平台，开展新时代‘宁波帮’精神内涵的提炼和宣传，共同让‘宁波帮’历经百年淬炼的赤子精神更好地散发时代光华，并就如何发挥好‘宁波帮’资源，助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的有力举措、有效途径和长效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徐平元说。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陈彩凤提出，做好“宁波帮”文章，对提升宁波城市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增强宁波城市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认同感，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天的研讨会上，还举行了《甬商家族的历史记忆》新书首发及赠书仪式。该书的执行主编李瑊告诉记者，沪甬两地渊源深厚，上海素有甬商活动的“大本营”之称，通过两地平台的合作，能够凝聚更多关注“宁波帮”和甬商研究的力量。

    “宁波商帮是宁波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城市名片，极富个性魅力，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社会经济舞台。”李瑊建议，宁波商帮研究是一个贯穿古今的学术命题，需要进行通盘考虑、顶层设计。建立海内外“宁波帮”资料库并随时更新，进一步收集与甬商有关的文化古迹、人文景观、历史建筑，为这些“活化历史”建立一份完整的名录。在城乡改造建设中，高规格保护修缮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存，使乡愁有所寄托，让城市富有“灵魂”，赓续传承历史文化。

    本版图片由宁波帮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