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有一句法律谚语说：“法律不强人所难。”意思是，法律不强求任何人去做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比如，判处养育自己长大的恩嫂之子死刑，除了真正铁面无私的包拯大人，可能其他任何人也做不到。事实上，包公可能也做不到，因为据专家考证，“包公杀侄”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

    这就对了，因为帮亲不帮理，才符合人性。

    在文明社会，人作为群居动物，其与他人的关系，遵循的是两套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规则。在家庭和家族内，讲的是情；在家庭和家庭之外，则靠的是理。

    情，源于自然的血缘和亲属关系而产生，是人感性的产物，一种与本能无异的“天定”规矩。理，则是陌生人之间的一种默契或约定，是人理性的产物，一种与本能无关的“人定”规则。费孝通比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犹如一块石头抛入水池，人与人的关系则像水中的涟漪，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散发出很多圈涟漪，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关联的，但这种关系就像水中涟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逐步扩散。孟子也说“爱有差等”，其顺序是“亲亲—仁民—爱物”。

    我们讲情理，不但指情先于理，且情亦重于理。因为情是自然的产物，总是先于与强于理这种社会的产物，而且刻写在基因里，磨都磨不掉。有哲人说过，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颗星星永远闪亮，那就是亲情。作家杨绛说：“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

    所以，帮亲不帮理，首先是一种基于亲情的本能，是人性的一种天真自然的流露。胳膊肘往里拐，是最正常不过的人之常情。连英国都有“亲人帮亲人，无亲来帮愁煞人”这样的谚语。这说明，帮亲不帮理，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味道。

    实际上，在正常社会，一般人很少有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气度与胸襟、勇气与无私；千百年来，也绝少有纯粹出于公心、不近人情的大义灭亲的“壮举”。反倒是，自古以来，就有“亲亲相隐”的伦理，并在汉代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延续下来。亲属之间互相包庇隐瞒犯罪，体现了真正的亲情，是真情与人性的流露，不能认为是犯罪。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黄宗羲也说过：“骨肉之间，多一分浑厚，便会多留一分亲情，是非上不必太明。”

    在当代，不仅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出庭作证，而且连律师也有“帮亲不帮理”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亲”是泛指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律师法》也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过，对于律师来说，这样做已经不是基于人伦亲情，而是依据理，即法律规则了。

    人性的东西、本能的东西，其内在并无对错之分，但表现在外，则有好坏之别。

    “帮亲不帮理”也一样。一方面，人类是有情感的生物，“帮亲不帮理”更能凸显人性的价值，让人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和人间的值得。另一方面，人也确实是需要理性的，因为那是社会正常运行的保障。不分是非、不管合法与非法，一味地帮亲，偏护亲人拉偏架，以至于什么道理也不讲、什么规则也不守，到头来反倒会助长其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违法犯罪，迟早被规则毒打。这个时候，帮亲会成为典型的“帮倒忙”。

    所以，更高明的做法是，帮亲更帮理。毕竟，情与理，是情中有理，理中有情。

    因为人性还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帮亲不帮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掌握公权力的人来说，时常会遇到“包公杀侄”这样的伦理困境，帮也不对不帮也不对，帮也难不帮也难。

    这个时候，就该制度这个更显性也更刚性的理上场了。比如，回避制度，就可以为包公解围。通过回避制度，包公把对亲侄杀人案的审判权交给开封府的同僚，自己倒可以为侄子当辩护人，更好地帮亲，以报答大嫂的养育之恩。可惜，千年之前的大宋，绝对不可能有回避制度这样的“顶层设计”。

    不过，幸亏“包公杀侄”只是一个传说。不然，“帮亲不帮理”就不再有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