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银行上海总行旧址

宁波钱行街旧影

宁波早期银钱兑换处

宁波钱业公会遗址

秦润卿创办的《钱业月报》

1931年前后创办的宁波《钱业金融日刊》

宁波外滩老照片（资料图片）

    三江口是姚江、奉化江和甬江的汇合处，柔性的三江之水世代滋润着甬城大地。在三江口一侧，有一处宁波人引以为豪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钱业会馆，它是宁波辉煌金融史的一处承载，更是柔软宁波的一方写照。

    石志藏/文

    一

    那是100多年前的宁波江厦，三江口一侧的钱行街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钱行街上的钱业公所在营业日照例开门营业。每天上午，城内各钱庄派出的代表，身着长衫，在营业柜上各自填写好需要“规元”的数量和限定价格，经钱业公所评议，然后确定买卖。这里的“规元”，乃是规定当天宁波与上海银两的比值。这种评盘形式，也叫场内交易。场内交易不够的数目，可继续向场外“伸手”，各钱庄代表以伸出的手掌正反面来表示买进和卖出。这种规元交易，市价随时不同，有时差距很大，但一经成交，无论盈亏如何，均要恪守信用。

    这是清末宁波钱业公所内每个营业日都会出现的交易场景。

    “北有票号，南有钱庄”。宁波是钱庄的发源地，本土金融业，钱庄为始。作为近代东南沿海的重要金融中心，宁波人在钱庄、银号、票号、近代银行业及证券业、信托业等领域起到了领军作用。历史上，宁波钱庄业集中开设在现今江厦一带，鼎盛期为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的百多年间。清光绪二年（1876年），钱庄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开大洋拆，以高息揽存，吸引了甬埠内外的广大客户，从此钱庄存款骤增。各行各业依赖钱庄的贷款，也得以快速发展。当年，宁波的钱庄分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行三种类型，统称为银钱业。冠以“大同行”名称的钱庄为大，其资本金必须在6万银元以上，它们组织和把持宁波钱庄业同业公会，经营和左右钱业市场，统揽和实施过账制度。“大同行”平时不经营货币兑换，主要经营存、放、汇业务和资金的划拨清算及头寸的调剂。由于资本金大，所以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钱庄才可做“大同行”，亦称“汇划钱庄”，如同现在的资金结算汇划中心。光绪《鄞县志》载：“鄞之商贾，市易愈广……滨江列屋皆钱肆（即钱庄）矣。”因此，清末民初宁波钱庄业迎来了黄金时代。据史志载，当时宁波经营资本在6万银元以上的大同行钱庄就有36家，小同行钱庄及现兑行钱庄更是不计其数，至今还有牌号留存下来的有400多家。银两的评估、兑换，银两、银元与制钱的兑换及银钱的保管、运送、汇兑、支付等，是宁波钱庄经营的主要业务。鼎盛时期，宁波钱庄业存款总额在6000万元左右，这一金额在当时已相当可观。

    在农耕时代，甬上人多地少，为生计所迫，外出谋生者甚众，相当一部分人先做小生意，后又涉足商业，吃苦耐劳又聪明能干的他们，逐渐积累资本。之后，头脑敏捷的宁波商人在全国开设钱庄，正所谓“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在北京，著名的四大“恒”字号钱庄，即恒利、恒兴、恒和、恒源，均系甬人开设，且以慈溪籍商人居多。其中的恒利钱庄实力最强，恒利钱庄与当时的清政府往来密切，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清廷的外库，恒利钱庄在京开办时间有200余年。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宁波商人在上海投资钱庄业，占据了半壁江山，沪上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占了其中五家：即镇海的方家、李家和叶家，宁波城厢内的秦家，慈溪董家。

    绝顶聪明的宁波人又在钱庄业经营中，首创了钱业“过账”制度，这是现代商业银行才使用的一种票据交易制度。所谓钱业“过账”制度，即是各行各业与钱庄交往，可以通过“过账”方式进行，可以凭信用，不直接使用现金。这种交易制度的好处是有利于发展信贷，做活生意，且手续方便。在银行设立以前，钱庄用“过账”方式从事商业活动，是中国金融业最早交易结算制度的一种有效探索。

    二

    其实，在钱庄业之前，宁波早期的金融已经萌芽。这就是典当业、渔贷法和交引铺。

    早在隋唐时期，宁波就有了运用货币资本图利生息，并以收取抵押物放款的行业，这就是当铺。宁波历史上的典当业，以“蝠鼠吊金钱”为符号，蝠与“福”谐音，而金钱象征利润。典当业以前供奉特有的行业神，即财神、火神、号神。号房内供奉号神，一为求财，二为避免灾祸，旨在对老鼠表示敬意，免得各种贵重毛皮、衣料、绸缎、布匹遭受破坏；供火神防止发生火灾。宁波的典当业，历经宋、元、明、清，长盛不衰，这种小额融资的经营方式，既是宁波金融业的萌芽，更反映了历史上宁波以商业为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为防范风险，宁波的当铺通常四周筑有高墙，营业柜台高过人顶，极像新中国银行业初期临柜模式的设置。当然，凡从事典当，需要有钱有权有势，故经营者多为官僚豪绅、巨富显贵。清同治十年（1871年），仅鄞县城乡就有23家典当铺。1918年，宁波城乡有典当铺79家，各县均有分布。

    北宋王安石当鄞县一把手时，鉴于当地有渔业之利，渔民又苦于鱼汛期资金捉襟见肘，王安石首创了渔贷法。渔贷法就是政府对从事渔业捕捞的渔民，资金不足时，给予小额放款，待后有收入时归还本金及利息，以此举支持渔业的发展。宁波作家沈小宝先生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在鄞县》，对渔贷法在咸祥大嵩一带实施的过程，有专门章节做过生动描写。渔贷法，相当于现在银行的“政银担”信贷产品，所不同的是，一个是政府直接放款给渔民，另一个是政府通过所属平台公司担保，而非直接放款。

    南宋时期，宁波还出现了专门从事茶、盐等交引买卖和担保业务的交引铺。交引，是宋代官府准许商人在京师或边郡，缴纳金银、钱帛、粮草，按值至指定场所领取现金或某些商货运销的凭证，相当于政府印发的票证。宋《宝庆四明志》记载，当时（宁波）城内、城郊设有西门、南门、沈店、宋招桥、望春桥、江东六个交引铺。交引铺，是通过担保和换易交引业务，从中获取担保酬金或从交引转手专卖中牟取利润的中介机构。交引铺是宁波城市商业经济繁荣的产物，同时也推动了商业活动，它还是早期官办金融业的萌芽。

    三

    从典当业、钱庄业一路走来，宁波人登高望远，又开疆辟土。为什么历史上宁波金融业一直领先全国？这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和甬人天生的商业禀赋有关。

    宁波有东海之利，是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旧时，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百姓从商者甚众。尤其是作为银行雏形的清代南方钱庄就是以宁波商人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北有票号，南有钱庄”，形成了中国传统金融业南北两大支柱。鸦片战争后，从事典当、钱庄出身，天生有金融基因的宁波商帮，适时地把商业、金融业和工厂化生产的实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宁波商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影响了苏浙沪地区的发展进程，也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早期的宁波商人，将金融业和工商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让宁波帮在国内众多商帮中一枝独秀。此外，他们经营的银楼、药材行、成衣店以及保险业等，也颇有名气。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督办全国铁路事务的大臣盛宣怀奏请清廷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办之初，盛宣怀想到了以经营钱庄闻名的宁波人，于是邀请宁波商帮中的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陈淦参与投资。次年，通商银行又在宁波设立兑换处（相当于现在的分行），专司推广发行和兑换钞券，为宁波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本国银行兑换券。

    宁波商帮参与银行业公私俱进。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宁波商人袁鎏、周晋镳、陈薰、虞洽卿等人涉足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成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民营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四明银行改组后，实际负责人虞洽卿邀请同为宁波人的孙衡甫担任总经理，孙衡甫有钱庄从业经历，因此对如何将四明银行从本质上的钱庄改制为现代商业银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改组后的四明银行，遂获新生。在孙衡甫的带领下，四明银行从内部整顿入手，建立健全现代化银行制度，着力开展存款业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三年后不仅弥补了初创期的亏损，并安稳度过1916年爆发的上海挤兑危机，迎来了黄金发展十年。

    当然，银行业的发展，还要归功于近代宁波商帮所创办的另一项全凭信用的特殊行业——民信局。从物理意义上说，银行是静态的，而民信局则是动态的，动态的民信局关联了静态的银行，一静一动之间，为银行业打开了一方新天地。民信局业务包括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联行），功能相当于现今的邮政局。还兼营护送货物，相当于现今的物流企业。办民间邮政机构，不仅要有雄厚的实力，更需要绝对的信用，而对银行经营影响最大的是银行同业间的联行功能。有人说过：“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最佳，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这种“一诺千金”的企业信用，使宁波的民信局成为甬人近代银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宁波商人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后，至宣统年间，大清银行和中华银行又相继在宁波设立分支机构。

    由于银行的营利能力强，宁波商人对银行业情有独钟，创办银行热情高涨。1912年沪军都督府为筹措军费设中华银行，它发行军票，信誉良好，甬商朱葆三、林莲荪均担任过总经理，并以他们所开设的钱庄出资十万两白银抵作军票，支持中华银行。后改名为中华商业储蓄银行，由朱葆三之子朱子奎任董事，一直支持至北伐革命完成。辛亥革命后，华资银行发展迅速，如1912年至1926年，在上海开设的华资银行有31家，而宁波人在1921年一年间便开设或投资了近10家银行。其中最著名的有秦润卿、王伯元主持的中国垦业银行和刘鸿生创办的中国企业银行。这一时期，宁波人还开设了许多具有特色的专业银行：定海商人（舟山时属宁波管辖）刘鸿生发起组织了上海煤业银行；慈溪商人秦润卿等创办了棉业银行；奉化商人邬挺生等兴办了上海百货商业银行；王正廷等组织的中华劝工银行；鄞县商人项松茂等创设的宁波实业银行；慈溪商人（祖籍）严叔和等主办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余姚商人黄楚九主办的日夜银行等。

    四

    宁波由于金融业起源早，且业务发达，金融创新不断。纵观宁波历史上的金融创新，主要有钱业“过账制度”、卖空交易、银楼业，以及后来的红色抗币。

    19世纪60年代，宁波出现金融市场卖空交易的创新，相当于现在的虚拟经济。当时，宁波钱庄有一种以银钱兑换率变化为标的物的买空卖空投资交易，名曰空盘。《申报》有文介绍：“甬江之所谓空盘者，即汇划银数以赌输赢也。”当时，空盘交易十分热络，吸引了众多投资客，社会影响很大。

    清末民初，与钱庄关系紧密的银楼业，也是宁波人的垄断行业。曾先后涌现出“方聚元”“凤宝”“方九霞”“行远”“紫金”“新凤祥”“老凤祥”“新宝成”“天宝成”等十余家规模大、影响力强的银楼。当时，宁波人几乎包办了上海、汉口、天津、杭州、南京、广州、重庆等地的银楼业。以上海为例，银楼业经理九成以上为甬籍。《近代上海银楼述略》一书中说：“甬人营银楼业者，以慈、镇两帮为多，全国各埠随处皆有。”通常，银楼与钱庄关系紧密，往往为其附设机构，互为补益。银楼业主要加工钱庄所收之杂银，以及金银品质的鉴定。具体在分工上，钱庄经营货币金银，而银楼业则经营金银饰品。

    宁波历史上的金融创新，还有红色“抗币”。“抗币”是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位于浙东四明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在1945年就发行过“抗币”，虽然只流通了半年时间，却成为当时最受欢迎和最受信赖的货币。1941年浙东银行成立后，共发行抗币200万元。1元抗币，始终保持在1市斤大米的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以食米作本位币基础要比以金银作本位币基础更有实际意义。以食米作本位币基础的抗币一经发行，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赖。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浙东银行抗币，主要是壹元、伍元、拾元三种面额。抗币材质绝大多数是纸质的，但浙东抗日根据地也发行过金属材质的币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虽然，浙东抗币正式发行仅半年多时间，但它与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日货币一起，既保障了新四军源源不断的军费给养，又发展了根据地经济，稳定了市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

    我在想，历史上宁波金融业为何一枝独秀？其原因盖归结于遍布各地的宁波商帮，他们有胆识，又有特别之眼光，还有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会适时地抓住发展机遇。当其专擅的行业如沙船业、钱庄业因时移势易，逐渐向航运业、银行业转变时，他们不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而是及时变更创业和投资的重点。而后期红色抗币的诞生，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当年宁波的江厦街，如今已成为公园，这里绿树掩映，鸟语花香。江厦街东南侧，自西而来的奉化江在三江口汇流，浩浩向东，势不可挡。当年，江厦钱行街，是以钱庄出名的金融之地，作为岁月老人的奉化江当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离江厦街不远，即过宁波东门口后，有一处宋时以造船出名的街，叫战船街。战船街10号就是开篇中提到的钱业会馆，是历史上宁波金融业的议事场所。钱业会馆由中国人民银行管辖，馆内推出了“宁波金融史迹陈列”。2015年，钱业会馆90岁时，央行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金银纪念币，这在全国是唯一的。现今宁波钱币博物馆也设在会馆内，钱币博物馆不仅收藏有铢两钱、通宝钱、港城通用的邻国货币，还有浙东抗币2000多枚。

    钱业会馆内最引人瞩目的当是宁波钱庄的实景展示，行走其间，仿佛实现了时空穿越，回到了当年的钱行街上。我依稀又听到了街上“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叮当作响的银钱声和人声嘈杂的交易声……

    宁波钱庄实景再现，既是回眸，又是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