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头山遗址出土的螺哨（陈斌荣 摄）

考古人员在做动物骨骼鉴定，前面最大那块是圣水牛头骨（陈斌荣 摄）

考古人员进行贝壳种类观察鉴定（陈斌荣 摄）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木器（陈斌荣 摄）

鸟瞰井头山遗址（一期）（陈斌荣 摄）

林士民（右）在河姆渡考古现场 （受访者供图）

孙国平在井头山考古工地清理用芦苇秆编织的脆弱鱼罩（陈斌荣 摄）

梅术文在井头山遗址（一期）发掘现场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搬迁前的渡头村

河姆渡发掘工作场景

现场分析出土遗迹

1993年5月12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供图）

    撰文 崔小明 黄银凤

    （一）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大海啊大海

    是我生活的地方

    海风吹，海浪涌

    随我漂流四方……

    在宁波市海曙区天一家园的一幢房子里，有一位老人总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大海啊故乡》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今年是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各种报道经常在眼前闪现，老人沉寂已久的记忆不时被唤起。

    这位老人叫林士民，今年89岁高龄，他两次参加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是宁波探索海洋文化起源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也是宁波文博领域唯一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当笔者问起50年前那场“当惊世界殊”的考古发掘时，老人沉寂半晌，目光移向窗外，顺着时光隧道，记忆的闸门缓缓打开。

    那是1973年7月的一天，烈日炎炎，一丝风都没有，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路旁的杨柳低垂着头，没有一点精神。

    “那天我正陪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王士伦在保国寺考察，商讨保国寺大殿的维修方案。”林士民回忆。这座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掩映在青山翠林中，早在1961年3月，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是宁波人最值得骄傲的“国宝”。

    外面热似蒸笼，保国寺里却凉爽宜人。林士民一行一边欣赏着精妙绝伦的建筑工艺，一边研究保护措施。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余姚发现了大量骨器、陶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请你们去看看。”

    林士民当年39岁，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工作已经10多年了，是宁波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专家。史前生产工具在北方地区的遗址发掘中偶有出现，地处东海之滨的宁绍地区，除了低山丘陵之外，大多是地势低洼、淤泥深厚的地形环境，史前考古一直是空白。大家普遍认为，数千年前古人不会选在这里生活。林士民对出现“大量骨器”将信将疑。

    但林士民也不敢怠慢，一行人当即辗转赶到现场。眼前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满地狼藉的田野，动物的骨头、骨器、残木、草绳散落在淤泥中，田埂上还有数不清的陶片，特别是几米深的基坑里，成堆成堆的稻谷金灿灿的，颖壳上的稃毛及谷芒清晰可见。“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他地方的遗址中找到一两粒碳化的稻谷，就会当宝贝一样。”林士民说起当时的情景，眉飞色舞。随后，一批一批的专家从北京赶来、从杭州赶来，一轮一轮地分析、论证……最后对出土样品进行碳14测年，结果表明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

    “1973年和1977年两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工作我都参与其中，第一次发掘面积只有五六百平方米，第二次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耄耋之年的林士民虽然听力有些退化，但记忆力好得惊人，很多数字脱口而出。

    河姆渡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规模最大、意义最大的考古发现，轰动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华文明单一起源论的传统观念。自此大家公认，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自豪、最幸福的事情！”林士民说。

    河姆渡文化写进了教科书，林士民感到很骄傲。但他有时候会看着河姆渡出土的金枪鱼的骨头沉思，有时候会看着河姆渡出土的船桨发呆。“我一直认为，河姆渡不应该只是农耕社会的文化符号，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水网密布，通江达海，距离海岸线只有约40公里。”

    此后，林士民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河姆渡海洋文化属性的研究上。

    林士民认为，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有了漂洋过海的实践，掌握了海洋捕捞的技能。动物考古专家研究发现，河姆渡出土的61种动物残骸中，水生动物达19种，显著可分的龟类个体有1570个。遗址中许多煮食用的陶釜中残留着龟、鳖、蚌、鱼等动物遗骸，其中有一个陶罐内竟存有满满一罐完整的龟、鳖甲壳，有些地层里龟甲壳成堆，甚至在狗粪中还发现了许多鱼骨，这充分证明了当时河姆渡先民渔猎活动非常频繁，捕鱼业十分发达。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8支木质船桨，也采集到一件陶舟的模型，它正是河姆渡人制作独木舟的缩影。”林士民说。

    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了鲸脊椎骨和鲨鱼牙齿。这两种海洋庞然大物究竟是河姆渡人的战利品，还是随海潮出没搁浅于海滩而为河姆渡人所获？有待考证。但这让人们对河姆渡人是否已拥有帆船，产生了无限遐想。

    “中国有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宁波地处大陆海岸线的中间位置，紧贴北纬30度。这里温暖湿润，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非常适合人类繁衍。河姆渡会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吗？”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林士民一时无法破解远古之谜。不过，他将探索宁波海洋文化起源作为终身追求。

    7000年前河姆渡人使用的古朴陶片让他获得灵感，他决定从陶瓷器研究入手。

    “陶瓷器千年不腐，万年不烂，通过陶瓷器研究，可以判断历史年代，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经济面貌、科技水平。”林士民在20世纪80年代主持了宁波古城遗址、市舶司遗址、码头遗址等考古工作，发掘了丰富多彩的古瓷，先后发表了近50篇关于越窑青瓷的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1998年，他出版了35万字的专著《青瓷与越窑》。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院长林国聪说，林士民先生对宁波海洋文化溯源的突出贡献是，以大量的第一手考古资料为基础，通过与周边诸国出土文物的比较研究，很早就提出宁波港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这一论断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研究机构的广泛认同，并多次邀请他前去讲学授课。

    林士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中。在女儿林浩的记忆里，父亲从没去过公园，也不看电视，甚至连电视机都不知道怎么开。三个小孩的养育重担都压在夫人鲍金琏身上。鲍金琏回忆说，有一次她出门去买菜，叮嘱林士民锅里在焖红烧肉，让他20分钟后把灶火关掉。她不放心，还把设置好的闹钟放他边上。过了约一个小时她回到家，在门口就闻到一股煳味。她赶紧跑去看，果然是厨房的火没关，好好的一锅肉全烧焦了。就在隔壁书房奋笔疾书的林士民却一点没察觉。

    林士民还是宁波最早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之一。早在1981年，他参与组织了宁波港海外交通史学术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1990年，林士民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一书。此后，他探源海洋文化的脚步没有停止，先后发表了50多篇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2002年，他的又一部专著《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出版。他的不少文章被译成日文、英文、韩文等。1995年，他获得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奖章，2001年获评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林士民希望通过考古人的努力，溯源海洋文化的发展脉络，找到宁波人向海而生的遗传密码。

    林士民的愿望得到了宁波考古人的呼应。

    （二）

    1978年，河姆渡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后，考古机构在余姚龙泉山组织了一场考古成果展。轰动性的新闻吸引了大量余姚及周边地区的人们前去参观，其中一支队伍是来自慈溪市天元中心小学的学生。100多个孩子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大多数人主要看个热闹，并不懂得这些坛坛罐罐和残木碎骨的历史价值。但其中一个性格有点腼腆、个子不高的男孩子踮着脚、伸着脖子看得格外专注，一双机灵的眼睛似乎要看穿7000年的历史。

    他叫孙国平，慈溪人，当年13岁，读小学五年级。他不会料到，自己的一生会与这次普通的参观产生神奇的链接。

    1984年，凭着勤奋和努力，孙国平以慈溪市高考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他跟着名冠全国的老师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在浩瀚史海中尽情遨游。未名湖畔留下了他晨读的身影，博雅塔下见证了他的苦苦求索。四年苦读，一朝圆满。

    1988年，孙国平毕业了，他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他选择回到浙江从事考古工作。“野外考古调查是公认的苦活累活，长期待在荒郊野外，抛家舍业，很多人不愿意干。”“当时全班24个人，现在还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孙国平回忆当初的选择，脸色平静。从他深邃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丝毫的悔意。

    孙国平被分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史前考古研究。1988年，河姆渡文化的研究工作已持续了10多年，丰硕的成果像高山一样难以超越。1988年下半年，孙国平参加了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慈湖遗址的发掘，认识了前去考察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林士民，便虚心向他请教。林士民很欣赏这个年轻聪慧的小伙子。

    “小孙啊，你年纪轻，学历高，功底扎实，大有前途！”

    “我要向林老师学习，您参与挖掘的河姆渡遗址太了不起了。”

    “河姆渡还有另外的研究没有深入，等你们年轻一代去发现。”

    “您是指……”

    “河姆渡不仅出土了水稻，还有很多海洋鱼类的骨头，河姆渡人的海洋活动，还没有人关注。”

    孙国平若有所思。

    他的目光越过了辽阔的平原田野和连绵起伏的山脉，投向了深蓝壮美的大海。

    寻找河姆渡人的祖先，寻找中华海洋文化源头的历史责任落到孙国平身上。

    之后，他活跃于浙江各地的史前考古现场，一铲一铲地搜寻海洋文化的遗迹。

    2001年底，余姚市三七市镇一个工厂在打井时，钻出了很多陶片和骨器。田螺山遗址就此横空出世。这是距离河姆渡遗址发掘近30年后河姆渡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此时孙国平从事史前考古工作已15年了，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孙国平主持了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工作。

    2002年11月，位于杭州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独木舟标本经碳14测年，确定在大约8000年前。这是当时发现的国内最早的独木舟遗迹。

    宁波史前的独木舟在哪里？田螺山会有吗？

    田螺山遗址距离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更靠近海岸线。孙国平充满期待。2004年至2014年，孙国平主持对田螺山遗址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揭露总面积1800平方米。

    让孙国平高兴的是，发掘出大量海洋聚落属性的器物，比如鲨鱼、鮸鱼、金枪鱼、石斑鱼等海鱼骨头及30多件木桨，还有一处独木舟加工场遗迹。有些遗憾的是，虽然出土了一件独木舟模型器，但没有发掘出独木舟。

    “不过，从这件独木舟模型看，比跨湖桥的独木舟造型更科学，尖头方尾，V字形船头底部，很有可能是航海工具。”孙国平判断。

    孙国平还在孜孜以求，一等就是10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时间回溯到2013年10月。“菲特”台风席卷余姚，给余姚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水灾。台风过后，满地狼藉。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山村村民王维尧和堂哥王维新在一片长满杂草的工地上放羊。初升的太阳斜斜地照在草丛中，闪亮得让人眼晕。

    王家兄弟走近一看，原来，大雨冲刷之后，裸露着一堆堆似曾相识又难得一见的贝壳和动物碎骨头。他们兄弟二人很热心地捡拾了一包贝壳等杂物，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到了正在田螺山负责考古发掘的孙国平他们手里。又一个惊天动地的遗址被孙国平敏锐地捕捉到了。

    往事历历在目。孙国平说：“当时仅凭肉眼判断，我就知道这些陶片是八九千年前的，这不足为奇。但陶片和贝壳混在一起出土，不仅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没有，整个长三角地区都没发现过。”

    孙国平认为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遗址”，梦想中的情景出现在眼前。经初步勘探，孙国平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要求进行考古发掘。但在论证阶段，很多专家提出不同的意见：

    “万一不是原生遗址，而是别的地方冲刷过来形成的二次堆积呢？”

    “场地是企业主的，地块问题怎么解决？”

    “发掘经费从哪来？”

    “它的意义能超越河姆渡吗？”

    ……

    否定、质疑，雪花般飘来。

    孙国平温文尔雅，为人随和，从没见他和谁红过脸。但只要是认准的事情，他敢于坚持，决不退缩。他和专家、领导进行了反复沟通。很快，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和浙江省文物局同意发掘井头山遗址。

    接下来，另一个难题摆在他面前，这块地是余姚当地企业主李世龙一块一块“攒”起来的，前后花了10余年时间，终于连成一片。李世龙正与德国商人谈合作，准备在这里建厂房。最初，李世龙抵触情绪很大，经常给上门做工作的孙国平吃闭门羹、甩脸色。但孙国平不羞不恼、不急不躁，始终送上笑脸，软言好语劝慰。李世龙最终同意让出这块宝地。

    地块问题解决了，发掘遇到的难题同样棘手。

    “主要是埋藏环境特殊，处于海相软土饱水环境，而且埋藏的深度在7米以上，这样的深度前所未有！”孙国平说。

    专业人员就这次考古发掘的控制规模、操作程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底下土硬，上面的土软，极易发生滑坡、塌方，怎么确保考古人员安全？”“那么深的坑，怎么确保文物能被安全运送出来？”……一个个问题被抛出。经过科学论证，大多数人同意采用开挖煤矿的办法，先掘出一个大面积的浅基坑，迅速在坑的四周用钢板像插篱笆一样固定住，防止滑坡。

    从2013年发现遗址到2019年9月正式发掘，孙国平整整花了6年时间准备。

    “如果不是孙老师的坚持，井头山遗址不可能得到发掘。”这是井头山考古队所有队员的“共识”。

    在井头山之前，全国发现了300多个贝丘遗址，大多距今四五千年。8000年前的贝丘遗址不但是中国最早，而且是世界最早的贝丘遗址之一。

    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井头山遗址文化面貌独特，是迄今为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一处海岸贝丘遗址，这是浙江境内首次发现的史前贝丘遗址，是约8000年前海平面高度的直接证据，在研究海洋与环境变化方面有重要意义。

    数百件出土遗物充分证明，早期的沿海聚落，源远流长，中国海洋文化的源头在宁波。

    井头山遗址入选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林士民获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孙国平打去电话，激动地说：“小孙啊，你干得太好了，你帮我圆了梦，此生无憾了。”

    孙国平当时正在井头山发掘工地，接到老人家的电话，他蹲下身去，抚触着脚下的土地，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30多年光阴如白驹过隙，曾经满头乌发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两鬓斑白。

    多年的艰辛努力收获了累累硕果，孙国平发表了数十篇、上百万字的学术论文，无可辩驳地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一生许“古”，初心不改。这些天，工作之余，孙国平在余姚市三七市镇各个楼盘看房子，他准备卖掉杭州的那套旧房子，在这里安个家。“有个楼盘蛮不错，在井头山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之间，叫‘桃李春风’，就是价格有点小贵。”孙国平乐呵呵地说，“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漂泊一生，总要叶落归根。我的余生将与井头山、田螺山为伴。”

    8000年前的海岸故乡还珍藏着数不清的秘密。孙国平说：“揭开更多的谜底，恐怕要交到下一代考古人的手中！”

    （三）

    2019年，孙国平在井头山考古发掘时，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派了一位年轻的考古专家参与考古发掘。他扎实的基本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深得孙国平的赏识。他叫梅术文，出生于1987年，身高1.79米，阳光帅气，一表人才，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2015年，他来到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下同）从事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梅术文从小喜欢历史，大学虽然学中文，但他最爱看的还是历史书。史海畅游让他对历史产生了特别的情愫，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果断选择了考古学专业，一路读到博士毕业。

    “历史书看多了之后，我总在思索，文字记载的一定都是历史真实吗？”梅术文找不到答案，但他认为，没有文字记载时期留下来的实物材料总不会是假的。

    于是，他迷上了史前考古，希望从这里走进历史的真实。博士毕业后，梅术文曾面临很多选择，可以到高校当老师，也可以进博物馆搞研究，可他偏偏选择了最辛苦的考古工作。

    “史前有那么多谜团待解，从事这项工作多有意义啊！”梅术文说。

    在选择单位时，梅术文也有很多省级平台可以挑，但最后选择了宁波。“这里是史前考古重镇，探索海洋文化的起源，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

    很幸运，梅术文参与的第一个考古项目就与海洋文化有关。经批准，2016年4月起，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了众多科研机构，对大榭遗址进行发掘。梅术文跟着所里的项目负责人雷少参加发掘工作。

    经过小半年的努力，发现史前至宋元时期各种遗迹50余处，出土了陶、瓷、铜、石、玉质遗物200余件。

    到了8月，第一期考古眼看接近尾声，不料好戏却在后头。梅术文和雷少在发掘时发现了一堆坍塌的烧土，他们觉得很特别，小心翼翼地用小手铲一点一点地将烧土剥去，整整花了一周时间。当这堆烧土被全部剥离后，地面露出了很多成组又排列有序的烧土坑。

    这是怎样的一个灶？为什么有这么多火眼？

    梅术文心里充满了疑团。他同时发现，这个灶周围散落有数量较多的柱状烧土支脚、石质支脚以及陶盘等。

    后来，经过多学科交叉研究，确认是我国最早的海盐业遗存。也就是说，在4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学会了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能进行专业化程度高、有一定规模的海盐生产。

    这一发现，完全改变了大榭遗址的考古定位和历史价值。2016年、2017年，大榭遗址两度入选“浙江考古重要发现”。2022年6月，大榭史前制盐遗址被评为“新时代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年轻考古人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

    2019年开始，梅术文跟着孙国平老师在井头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他参与时间最长和付出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

    “这里有一群有情怀的考古人，孙国平老师平和的处世心态影响着我们每位队员。”梅术文说，接下来井头山遗址还会进行二期发掘，希望剖开层层淤泥后，“让8000年前的海岸故乡一步一步‘照进现实’”。

    在先后参与了大榭遗址和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后，梅术文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2020年，梅术文配合省考古所王永磊老师主持了施岙古稻田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这种大规模稻田起源可能早至6500年前，并一直延续发展。这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为全面深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让他更为高兴的是，遗址中发现了一艘宁波地区最早的独木舟。这也是继萧山跨湖桥、余杭茅山遗址独木舟之后浙江发现的第三艘史前独木舟。

    独木舟是史前海洋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梅术文常常陷入沉思：这艘船从哪里来，是井头山、河姆渡的先民漂洋过海划过来的吗？这艘船又驶向哪里去？经过几千年的技术进步，如何从一艘拙朴小船成为今天的巍巍巨轮？海洋文化有太多的秘密需要破解。

    丰硕的考古成果是年轻考古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

    “参加工作之前就知道从事考古工作很难顾家，原本以为宁波方圆就百把公里，即使在野外工地也能当天回家，没想到事与愿违。”

    “实在太忙了，一个人要顾及好几个考古工地，一周有两天回家就不错了。”

    梅术文和妻子读大学时相识相恋，读博士时，妻子到吉林一边工作一边陪读。博士毕业后，妻子辞掉了吉林的工作，跟着他来到宁波。原本，他想要给妻子一个安稳的家，但现在两个孩子和家里的老人都要妻子照顾。

    “特别愧疚的是，妻子早产生二孩的时候，我正在渔山列岛水下考古，当时遇到风浪无法赶回。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3天了，所幸母子平安。”说起这段往事，梅术文眼圈有点红。

    梅术文说，人活着，总得有个追求。参加工作8年来，他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有的刊登在国家级刊物《考古》杂志上。

    多年的田野调查和野外考古让梅术文华发早生，才30多岁，浓密的黑发里已经夹杂着丝丝白发，看上去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苍老。

    “选择考古职业的人有些‘轴’，如果不是喜欢，坚持不了很长时间。”梅术文说，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像他这样的考古“博士哥”有好几个。

    林士民、孙国平、梅术文只是几代宁波考古人的代表，像他们一样寻觅于旷野和废墟中，沉浸于与古文明对话的考古工作者还有许许多多。正是靠着他们的接续奋斗，一个个拥有丰富海洋文化属性的遗址被发现，引领我们走向“最初的家园”：那里万物有灵，面朝大海，风吹稻浪，舟行河海，一派饭稻羮鱼的江南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