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时，说实话，感觉并不好。杂乱啰唆，鸡毛蒜皮一把抓，窃以为此作获得茅奖殊荣，是由于它在当时的文坛罕见而大胆地采用了纯沪语写作，故而脱颖而出，名声大噪。

    且不论我这种私人的阅读感受是否太过小气、小众，笔者甘愿保持自己这一在众多大牌文学评论家眼中颇为肤浅的观点。我觉得小说《繁花》作为一部极具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学作品，它写了市井生活在上海人脑中留下的斑斓记忆。为了让昨日不至渐行渐远，书写者这才洋洋洒洒，贡献出了一种活色生香的风貌记载。但其形式价值似乎大于其内容价值，小说让业内外人士惊诧地认识到，原来长篇还能这样写：没有宏大主题，没有主线故事，凭借文本中一句句并没有用引号“括”起来的上海滩男男女女的“上海闲话”，就给读者构建起别样的文学感觉。而既然上海话可以写《繁花》，那么四川话、湖南话、陕西话……其他地方的方言是否也能开垦出一片风姿独特的文学园地？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繁花》，它的格调与金宇澄的文本已颇有一段距离。显而易见，王家卫从一开始想拍的就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那些彰显“王氏风格”的光影运用、镜头剪辑、婉约情调，更接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旧上海百乐门的纸醉金迷，奢华靡丽。说具体点，那时候的上海男人，即便是像阿宝那样的成功商人，也不可能穿着这么妥帖的西装。那是个社会转型期，物质还没有完全丰富起来，所谓的“洋气”“时髦”正在改革开放之初向着外部缤纷世界进行亦步亦趋的模仿。上海人固然精明，精明得犹如剧中的玲子，“额骨头一拍，脚底板都会响”，但绝大多数还是朴素实在，不失粗糙质感的。

    至于故事情节，则被大幅更改。更改得更符合影视的需求，而不是凸现文学的魅力。原本金宇澄笔下的烟火气渺然无存。电视剧《繁花》不见现实题材作品的纪实感，说它是一部以关键词“上海”为载体的商战片，也不为过。里面女主们风姿绰约，旖旎万千，男主们西装笔挺，俊朗雅逸。阿宝也好，玲子也好，汪小姐也好，大家一起奋力赚钱，一起不甘落后，一起要当时代的弄潮儿。所以笔者几乎无法评价《繁花》到底是“好”抑或“不好”。如果从王家卫的拍摄目的而言，它是成功的。王家卫拍《一代宗师》，他没打算真的介绍叶问生平，王家卫拍《东邪西毒》，你也看不出金庸武侠的正宗味道。这位特立独行的香港导演就像执拗地不肯摘下他的黑色大墨镜一般，同样执拗地拍着自己想拍的东西。他是那种如果这个镜头是美的，那便成功，如果这段表演感人了，那就可以，如果你们觉得《繁花》像一部沪版“盖茨比”，那也悉听尊便。总而言之，我自享里面的光影、构图和岁月流金的惊艳华丽。此外，作为王家卫执导的第一部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电视剧作品，《繁花》弥漫着浓郁的“电影感”——那些精美的画面用于时长两个小时左右的电影里或许非常合适，可到了电视剧中，真的不怕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不过既已如此，不妨暂时忘记原著，甚至忘记王家卫，只深入这个“原创”电视作品中。演员们演技在线，客串者大牌云集，沪语版风味独具，台词中金句连连。剧中各色人物，无不鲜活玲珑。看汪小姐自信自强自立，既可以是“黄河路”上一朵摇曳多姿的富贵牡丹，也可以是底层工厂中一株锋芒横生的刺人玫瑰。“夜东京”的玲子，绝对是个相信金钱万能的女人，可她也会因为“情”字，雨中泪落，凄凉默然——她没有我们，包括她自己所想象的那么薄凉。主人公阿宝，在爷叔的指点和帮衬下，商海浮沉，他的优势是重情重义，他的软肋亦是重情重义。嘴里教导着汪小姐“只讲生意，不讲人情”，可内心，千回百转，欲辩难言的又是什么？爷叔见之摇摇头，做生意好教，做个有情的人，不需拦，也拦不住。这么说来，《繁花》还是演出了一些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也是该剧的最大优点吧。

    看剧，本就是各有所爱，各取所需。你看见了繁华过尽，一片寂寥，曲终人散，零落成泥。而我则依稀记起杜工部的那句并不很有名的诗句，叫作“乱插繁花向晴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