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孝图》中的沈起弃官侍父图

沈起率民众开沟挖渠，发展农业。（图片来自南通发布）

宋越熙宁战争概述图

沈起画像（图片来自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 本版图片由祝永良提供

    祝永良

    他在江苏海门筑海堤、治水患，施良政、惠百姓，得到包拯举荐、王安石称颂。他与王安石同榜进士，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一生都在践行以民为本、富国强兵的思想。然而，他的名望与辉煌，却在宋越熙宁战争中画上了句号，大文豪苏轼的一纸奏疏，更是给年近七旬的他致命一击。宋以后史料记载中，也常常视他为引发宋越熙宁战争的祸首。而令人欣慰的是，在江苏海门，老百姓至今仍在称颂这位泽被千秋的好官。

    这位功过是非任由评说的官员，就是宋代鄞县人沈起。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一段渊源，也成为中国县域治理史上的一个样本。

    同榜进士同入仕途

    沈起（1017年-1088年），字兴宗，明州鄞县人。沈括在《故天章阁待制沈兴宗墓志铭》中，说他“少笃学，有闻州闾”，系“州举进士第一人”。

    宋庆历二年（1042年），26岁的沈起与22岁的王安石同登进士榜。之后，王安石被任命为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沈起则担任滁州判官，同时监真州（今扬州仪征）转般仓（调运漕粮的仓库）。

    很快几年过去了，沈起在任上干得顺风顺水，可就在这时，传来了他父亲患重病的消息。

    沈起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恨不能马上回家。但按照宋朝制度，地方官除非任期已到、父母亡故或奉有特旨，一般不能离开任职所在地。想请假，要走很多流程，得很长时间才能审批下来。

    沈起回家心切，干脆弃官挂印、不辞而别了。父亲见到儿子，喜出望外，病情有所好转。但没过多久，父亲还是去世了。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沈起悉心照料，尽到了为人子的一片孝心。

    沈父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庆历七年（1047年）春天，王安石调知鄞县。两人在明州见面，自是一番感慨。王安石被沈起的孝心感动，提笔为沈父作《太子中舍沈君墓志铭》，铭文如下：

    沈氏世家吴兴，其后有陵者仕吴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

    公讳兼，字子逵，以五举进士得同学究出身，再补尉，有能名。用举者迁卫尉寺丞、知湖之归安县，移知邵武之归化，又有能名。迁太子中舍，通判苏州，其以能闻愈甚。公好刚，遇事果急不顾计。为通判日，与守争可否，不为之小屈。重犯转运使，使、守相与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归怡怡，间为五字诗自戏娱，无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庆历六年七月也。

    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学，通政事，能守节法，为进士，与某同时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狱，为判官滁门，立弃官从公，世以为孝。将以某年某月葬公某处，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来求铭。与铭曰：

    生也不得，其须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呜呼，已矣夫！

    沈起守丧期结束后，按照宋代的“保举”制度，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很多人希望他出来做官。但沈起的上司因为他曾经擅离职守，上疏弹劾，要朝廷治他的罪。宋仁宗了解到沈起辞官的真正原因后，作出了“观过知仁”的结论，认为从沈起的过失中可看出他是个仁义之人，应该原谅，于是不但没有治沈起的罪，还任命他为海门知县。

    筑堤挡潮志除水患

    江苏海门，滨江负海。史载，大略公元前后，大量泥沙沉积于长江口。至唐末，形成了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等沙洲。宋代，东布洲与大陆之间已经有沙滩涨起，由于海岸线逐渐外移，老百姓为图生计，纷纷前往开发农灶煮盐，人口不断集聚。但由于地势低洼，海潮、江水常常漫过堤岸，特别是一遇到大水，这些低洼地段就会被水淹，老百姓庐舍漂没，田灶毁坏，家破人亡。明嘉靖《海门县志》记载，自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海门置县，海门人一直“与江海争壤于涛澜茹吐”。

    公元1054年，北宋至和元年，当37岁的沈起来到海门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正是这样一副凄凉的场景。面对莽莽草荡，滚滚海浪，雄心勃勃的沈起决定在东布洲与通州大陆间筑起一条拦海大堤。这条长堤东起吕四廖角嘴，西至余庆场西北角。

    为筑好海堤，他总结前人筑堤的经验，在堤址的选择上“移堤势而西，稍避其冲”，就是让堤址尽量离潮水远一些，潮水到时水势减弱，以增强海堤的安全性。

    他亲自勘察，确定堤线。在一次大潮之前，他让百姓将稻壳撒在漫长的海滩上，涨潮时稻壳上浮至岸边，依此打桩定线。堤基顺水势“纡斜迤逶，如坡形，不与水争”，弯弯曲曲以增加抗浪能力。

    他自任监工，每天亲临施工一线。经过两年多时间，一条长达70里的海堤终于建成，从此，海门万亩良田不再受海潮侵扰，保证了大批盐民开灶煮盐。

    为使百姓安居乐业，沈起还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对境内原有的河道进行疏浚，增加其蓄水和通航能力。同时率民众开沟挖渠，引进江水，灌溉农田，增加粮食产量。

    沈起还上疏朝廷，希望通过缓征税捐的办法，吸引外出流民回归海门。朝廷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流落在外的海门人纷纷返家，商贾闻讯也争相来海门经营。由此，海门这个海边小邑人丁兴旺，物产丰饶，市场繁荣，富甲一方。

    沈起主持修筑的海堤，后来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沈公堤”，直到今天仍是海门的一道人文风景线。

    包拯举荐荆公称颂

    沈起在海门的政绩，很快传到了京城，传到御史中丞包拯耳中。包拯认为，像沈起这样的栋梁之材应该受到重用，于是推荐沈起为监察御史。海门当地有一种说法：包拯还让王安石接替沈起，到海门任知县。

    这个说法出自明嘉靖《海门县志》。该志记载：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擢进士第，签书淮南，至和中为海门令，治声藉甚。后遇神宗，位至宰辅。卒，谥曰文。

    王安石任海门知县一事，《宋史》等史籍没有记载，清代学者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也没有记载。但王安石为海门写过一篇《通州海门兴利记》是可以肯定的。这篇记全文如下：

    余读豳诗：“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帅其家人勠力以听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叹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则亦欲善之心出于至诚而已，盖不独法度有以驱之也。以赏罚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废。有士于此，能以豳之吏自为，而不苟于其民，岂非所谓有志者邪？

    以余所闻，吴兴沈君兴宗海门之政，可谓有志矣。既堤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酾取江南，以灌义宁等数乡之田。方是时，民之垫于海，呻吟者相属。君至，则宽禁缓求，以集流亡。少焉，诱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奋其惫而来也。由是观之，苟诚爱民而有以利之，虽创残穷敝之余，可勉而用也，况于力足者乎？

    兴宗好学知方。竟其学，又将有大者焉，此何足以尽吾沈君之材，抑可以观其志矣。则论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书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遗其民而不愧于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则予不欲使其无传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临川王某记。

    沈起祖籍吴兴，故王安石称其为“吴兴沈君兴宗”。在这篇记中，王安石用《诗经·豳风》里的诗句“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表达百姓服从官员的安排、官员根据民意来管理百姓的理想状态。随后又通过赞扬沈起修大堤，让百姓受惠，注重民生等事迹，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他对基层工作的理解。

    这篇记，与王安石后来提出的变法主张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君至，则宽禁缓求，以集流亡。少焉，诱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奋其惫而来也”。意思是说：沈起到海门后放宽禁令缓征捐税，召集流民回乡，首先确保这些乡民生活安定，再引导他们兴修水利，恢复生产，这样就使老百姓很快振作起来，鼓起重建家园的信心，一心一意投入到兴修水利中去。而这些，正是王安石“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的变法思想的核心。

    王安石认为，沈起的官虽然小，但他做的事情非常重大，整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很小的县，一个个很小的县官组织起来的，如果每一个基层官员都能像沈起那样为民谋利，那整个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王安石与沈起，都是青年进士，都当过知县。在沈起出任海门知县之前，27岁的王安石已在其主政的鄞县组织民工整治广德湖、东钱湖，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置碶闸、陂塘，筑七堰九塘。还在今北仑穿山区域凿山为碶，捍浦为河，治理芦江，变荒滩为良田，化水害为水利。

    或是受王安石启迪，沈起到海门后也全力兴修水利。当沈起修水利初见成效时，王安石立即风尘仆仆来到海门，写下这篇记加以推崇，从中可见两人志趣相投。后来，沈起赴湖南就职，王安石还作《送沈兴宗察院出使湖南》一诗相送：

    谏书平日皂囊中，朝路争看一马骢。汉节饱曾冲海雾，楚帆聊复借湖风。皇华命使今为重，直通酬君远亦同。投老承明无补助，得为湘守即随公。

    政声卓著平叛果断

    沈起离开海门后，先是任监察御史，后又任京东路提点刑狱、开封府判官、湖南路转运使、三司盐铁副使、天章阁待制等职，任内政声卓著，受到朝廷赏识。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作为变法的坚定拥护者，沈起无疑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

    这年，西夏大举入侵北宋西北地区，宋神宗派韩绛为陕西宣抚使，开幕府于延州（今延安），并由沈起任陕西转运使。

    韩绛不习兵事，举措多有失误。他先是在罗兀（今陕西榆林境内）筑城，又冒雪筑抚宁堡。不久，两城均遭西夏猛攻。韩绛命各道宋军出援，因用人失当，没能妥善处理番兵与原驻军间的关系，引发庆州兵变。

    虽然叛军很快被沈起率军讨平，但由于兵变的爆发，宋军不得不放弃罗兀城和抚宁堡，宋朝进取横山（今陕西榆林西南）的计划因此受挫。事后，韩绛被罢相，沈起贬知江宁府（今南京）。但没过多久，沈起又被召回，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知吏部流内铨（专主州县官吏的考课事务）、三司度支副使（掌财政）。

    其间，他奉命出使辽国。辽方有意将宋使的座位和西夏使者安排在一起，沈起据理力争：“西夏对宋称臣，他们的使者不过是陪臣，怎么能和宋天子的使者同坐？”他见辽方首鼠两端，就坚决拒绝就座。辽方没办法，只好将夏使逐出，把宋使的地位升高，并从此定为制度。这样，沈起有力维护了宋朝的大国尊严。

    经略广西整饬防务

    熙宁六年（1073年），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关键时期，新旧两派争斗十分激烈。节骨眼上，广西边境线上形势紧张了。沈起临危受命，任广南西路经略使，兼知桂州（今桂林）。

    当时的情形是，南方的交趾（越南北部）借口追捕逃犯，多次入侵钦州、邕州（今南宁）所属边关羁縻州峒，抢夺财物，焚烧民房，杀人越货。宋朝尽管对交趾北犯非常愤怒，但鉴于北方有强辽悍夏窥伺，也只好对交趾采取一些怀柔政策，无暇提升相应的防卫力量。

    沈起到任后，着手对边防事务进行一系列改革。他收编当地部落民众，把他们组织为保甲，授以阵图，使其在农闲时练习作战。同时派一些曾习水战的将吏前往海滨，教习水战。暗地里，他还部署制作战船。

    当时，交趾人常常借到广西各州县贸易之机，窥探宋军虚实。如交趾李朝派在广源州的军将刘纪，曾多次向广西经略安抚使司提出请求，要在邕州境内的太平寨与宋军进行贸易，其用意就是想乘虚而入。

    山雨欲来。沈起洞察到了这些苗头，规定从今以后禁止交趾人入境。

    这时，邕州知州苏缄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大意是：交趾与大宋关系紧张，源于沈起对交趾政策。下臣以为要缓解两国关系，边贸不可废也。另，交趾野心勃勃，邕州兵少将寡，请皇上速派兵增援。

    皇帝回复：沈起边境练兵、关闭边贸确有不妥。朕已决定将他调走，桂州知州由刘彝继任。眼下，辽和西夏虎视眈眈。卿宜按兵固守，毋得贪功轻敌……”

    刘彝到了桂州，觉得沈起并没什么过错。大敌当前，沈起落实的防卫措施不但不应该废除，而且应该强化。他听说沈起是因为被苏缄告到皇上那儿才被调走的，就对苏缄有了成见，反过来弹劾苏缄“沮议”。

    但刘彝的确低估了交趾的无耻。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交趾李朝又一次以追捕叛军为由，集结兵力，向北宋的广东广西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

    交趾大军所到之处，都在大街上张贴《露布》“声讨”北宋政府，其中一条是：“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今我出兵，欲相拯济。”

    就是凭着这样的借口，交趾李朝在这一年的冬季三路进兵，一路攻下钦州，一路攻下廉州（今广西合浦县），另一路围困邕州。由于兵力悬殊，邕州城在坚守42天后陷落，通判唐子正战死，知州苏缄自焚殉国。交趾兵入城后，将5万多名老百姓全部赶进邕江杀死淹死。

    消息传到汴京，朝野震动。很快，宋廷发出《讨交趾敕谕》，调山西、陕西两地十万禁军精锐南下，集军民30万浩浩荡荡进入广西，突入交境，与交趾军大战于富良江（今越南红河），斩杀交趾王子李弘真、李昭文，交趾君主李乾德奉表乞和。

    宋军由于冒着炎热进入瘴疠之地，伤亡同样惨重，军粮耗尽，虽一水之隔也很难再进。于是，双方议和。

    关于熙宁战争，后世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冗官、冗兵、冗费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是构成北宋中期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交趾统治者正是看穿了宋朝的外强中干，才敢如此轻举妄动。

    担责受贬郁憾而终

    在这场血战爆发前，沈起的桂州知州职务已由刘彝接替，他先是调知潭州（长沙），几个月后又移知杭州。战役结束后，沈起被诉“妄传密受朝廷意旨经略讨交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刘彝被责“相继生事”，令交趾“疑惧为变”。于是，刘彝免官，徙涪陵。沈起被降为郢州团练副使。后遇赦，移知秀州（嘉兴），接着又移知温州。

    在事情过去十年以后，到了元祐元年（1086年），战争的创伤已经得到医治，刘彝被朝廷起复为都水丞。朝野上下都认为沈起将再度受到重用，皇帝也有这个意思。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文豪苏轼一纸《缴进沈起词头状》，彻底掐灭了沈起复出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给了年近七旬的沈起致命一击。

    苏轼此文，不仅将安南之役的责任全部推向沈起、刘彝，还将矛头直接指向王安石。对沈起的品行更是极尽贬损。

    他认为造成熙宁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沈起和刘彝言行不当，根源在王安石好大喜功。指责变法派不仅破坏了宋越关系，而且将宋朝与当时其他并列政权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

    不仅如此，苏轼此文还直接伤害了包括其好友章惇在内的一大批人。招抚西南，平定五溪蛮，本是章惇最得意的政绩，熙宁年间苏轼还专门写诗赞美。而这一次，为了打击新党，苏轼不惜倒戈相向，彻底否定了章惇的功绩，将他指责为“结怨交蛮，兵连祸结”。这种在新旧党争中不理性的态度以及“矫枉必过正”的行事方式，不仅让沈起深受其害，还让苏轼与好朋友章惇等之间的友谊产生了极大的裂痕，也为他自己在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儋州（今海南岛）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66岁的王安石黯然病逝于江宁。两年后，71岁的沈起也于苏州郁憾而终。

    沈起与王安石，两人的命运很接近，都是青年进士，都当过知县，都在兴修水利方面为民造福、声誉卓著，都有富国强兵的政治志向，后来又都荣升，而最终他们都是黯然离场。其功其过，后人各有评说，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们的县政发展理念，在中国县政治理史上始终闪耀着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