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成

    宁波文化曾有三次历史高峰：一是在南宋中后期，二是在明中叶至清乾隆时期，三是晚清至民国初期。作为浙东文化渊薮之地，宁波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学术影响，如儒家哲学“阳明心学”、经世致用的“浙东史学”、诠释文学社会学的“旧红学”等，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文化地位。

    宁波心学始于南宋慈湖先生杨简。当时陆九渊学说传入浙东，形成四明学派，盛极一时。四明作为儒释道融合之土壤，契合心学的传播与发展。杨简实现了陆氏心学的提升与跨越。到了明中叶，王阳明再度继承陆氏心学，通过生存体验总结和生命智慧领悟，创立了阳明心学。在王艮、王畿两大主要弟子的传授讲学下，对整个明中后期社会变革的政治思想和人文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解决了士人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求得了安身立命之道。“浙中王学”之姚江学派顺江而下覆被宁波，阳明重要弟子万表文治武功，成为甬上心学继承与发展的代表人物，并使得万氏望族成为明末清初甬上学术思想的领导者。

    清代浙东史学派为一代思想大家黄宗羲吸纳外来文化、向海图强所创。他铭念张苍水就义时那声“好山色”之叹，潜心学术，完成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著作，启蒙了众多世家望族由读书科举转型投身于“工商皆本”的社会。他在桑海之交，以万氏家族创办的甬上证人书院为依托，讲学八年，将宁波众多奇节异行之士培养为“有思想、有气节、有风度”的英才。其主要弟子万斯同践行其“国可灭，史不可灭”托付，以布衣身份入朝纂修《明史》，寄寓经世之志。作为苍水骨血流淌的族裔，全祖望私淑黄氏学术思想，殚精竭虑义务保存整编故国文献，著述恢宏，对明清之际士人民族精神的全面塑造和颂扬，将浙东史学矗立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巍峨的史学之巅。

    清廷诏修《四库全书》，仿天一建阁庋藏，文化中国有了新的稳合。《红楼梦》以文学的形式书写儒学、史学的面目。《红楼梦》的传抄、西学的渐进，使许多无心于科举或失意于科举的读书人抒发情感，表达见解，吸引同道，做着与传统经史截然不同的学问，创新了知识传统。由杭嘉湖延至绍兴、宁波地区的红学，因藏书文化而拓展至版本学、辑佚学、方志学、家谱学。宁波由此成为红学研究和传播的重镇。两位生活于月湖的文人才子姚燮和徐时栋，领衔创立了红学的点评派和索隐派。依附血缘、业缘、地缘、师友的关系，《红楼梦》在宁波的传播，构成了广泛阅读讨论群体。宁波被迫开埠后，有了世间百态、悲欢离合的多样性，开悟了具有才情的宁波读书人走向市场化的文学、艺术新形态、新环境。一部分宁波商帮认知了西方传入的新闻媒体与广告传播对商贸活动的突出作用，较早地将资本投于新闻出版事业，助推了红学对大众精神生活世界的影响。红学也进一步启迪了宁波本埠与外埠工商业主有形或无形地联系在一起。以同乡、姻亲为纽带，建立了会所等有内部凝聚力的组织管理制度。在晚清之世，逐渐形成一股能与封建官府、地主阶级共建经济秩序、共演近代化历史轨迹的结构性社会张力。

    从一次文化高峰走向另一次文化高峰的思想运动，宁波有着历史轴线和实践逻辑。这些学术影响来自城市本源和文化肌理，若加以深入研究、挖掘，定能启迪今日宁波文化自信、守正创新。

    宁波人的诚实守信有心学的良知力行，应可为于“一带一路”的开放贸易与文化输出。诚信胜于契约，东方大港高水平的开放与高质量的服务必将冲破贸易壁垒，引领互利合作共赢。而“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家哲学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对它的传播、交流与研究，可通过“一带一路”启智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和践行。

    宁波人的家国情怀有史学的忠贞基因，应可为于引领城市先进文化建设和企业家精神弘扬。晚清时梁启超等维新变革人物极力推崇浙东史学三大人物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黄宗羲所主张的“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是主导宁波商帮走向社会变革与实践的方法论。宁波企业家应培养历史思维，以史为鉴，看清事物规律和正向能量。按照从全局看形、从长远看势的要求，民营经济的思想和行动应着眼于“国之大者”，胸怀“两个大局”，付诸经济发展与地域民生，形成顺应时代前进和现代化变革的重要力量，助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

    宁波人的才情志趣有红学的觉醒因素，应可为于文学艺术科技赋能领域再领风骚。冯君木、赵叔孺等人物曾是赓续红学的代表，他们当时有了新的共同寄托，共享意义和共同的文心创造，为民国时期宁波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书画艺术的高峰表现，重构了格局，开拓了流派、分支。在AI智能赛博化、文艺寻路突围的当下，文学艺术如何保持人类灵魂创造、情怀美学境界，如何通过新载体、新形式影响大众日用而不觉的社会化广泛联结，显得尤为重要。宁波可通过“港产城文”融合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激扬出书藏古今的智慧与经验。

    （作者系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委）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