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至1998年这三年，我在长街小学支教，教语文。

    长街小学位于香花山脚下。香花山不高，山上有雷达部队驻扎。晚饭后，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常常沿学校北面的一条山路往上走，行至山顶，吹一会风，待汗慢慢收了，再往山下走，来回一趟一小时。

    同行的长街籍教师会边走边给我们讲香花山的故事，有次给我们出了个上联“香花山上山花香”，要我们对下联。看着我们语塞，他们就很开心。这个下联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得到答案。走在山路上，有时会偶遇兵哥哥，看着他们高大俊朗，内心欢喜，但眼看着他们走近了，又慌乱地避到一边。唉，想来那时我还是黄毛丫头，人家兵哥哥根本都没正眼瞧过我。

    长街因为有一条长长的老街，所以叫长街镇。这条热闹的商业街百业俱全。说是长街，其实一眼望得到头。南端是镇工办大楼，它的对面是邮电所，北端是城乡公交车停车场，它们都是长街镇上很重要的单位。

    工办大楼是一幢四层楼房，坐西朝东，当年是长街最高的楼房。楼梯在房子最右边，窄窄的，刚够两个人相向而过，每层楼梯转角之间都有一个小阁楼。当时学校新进老师多，宿舍紧张。我的一个伯伯帮我向工办借到了一楼和二楼转角处的一个小阁楼，我就这样暂住下来。

    阁楼很小，一张床占了半个房间。床头一张桌子，桌子上方有一扇西窗，九十月份，暑气未退，太阳落山斜照进来，阁楼热得如蒸笼。窗外有一条小路，夜深人静时，我会听见路人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我的楼下住着一对夫妻，男的个子矮小，黑黑瘦瘦，一天到晚咧着嘴巴，很和气。女的高大又结实。他们是长街本地人，在工办一楼开了一家早餐店，起早摸黑。我去他们店里吃早饭，最喜欢豆浆加油条。不久熟了，知道我是老师，夫妻俩总是热情招呼，有时还不肯收费，弄得我既不好意思，又倍感亲切。我到长街吃的第一块乌饭麻糍也是他们送的，又甜又糯，至今记得。

    我在工办大楼阁楼住了两个月之后，一位老教师退休腾出一间学校宿舍，我搬了进去。宿舍楼是一幢简易的二层楼房，每层南北各三个房间，我的房间在二楼北面。推开北窗，对面就是上香花山的路，山路和窗户离得很近。白天上课去的时候不敢开窗，生怕有人跳进来藏在床底下。傍晚人在宿舍也不敢开窗，怕有蚊子虫子进来。没有阳光通风又不好，房子就会有一股味，我在房间的角角落落甩花露水，虽然浓香刺鼻，但总比霉味好闻多了。新居条件简陋，但比阁楼好多了。

    宿舍楼旁边有两间平房，其中一间是食堂。骆老师的爱人骆师母给我们这些住校的外来教师做饭，管一日两餐，中餐和晚餐。她个子不高，嗓门不小，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人。帮厨的还有一位大姐，高个子，说话轻轻腔，脾气很好。厨房里有一口两眼大灶，一个灶给我们蒸饭盒，一个灶炒菜。炒好的菜放在灶台上，灶是热的，菜冷得慢。如果我们去晚了，她们会把我们的菜放在锅里温着。这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

    我和海儿是同学，又是工作搭档，吃饭也搭伙。食堂饭菜虽简单，却也是每餐荤素搭配得当。我是山村长大的孩子，爱吃肉不爱吃鱼，嫌吐刺麻烦。海儿在海边长大，喜欢吃海鲜。海儿为了照顾我，每次吃鱼的时候，她先吃鱼头，再吃鱼尾，然后吃鱼鳍，她把带刺的有骨头的部分处理得特别干净，把中间最肥的一段鱼肉给我。等她收拾得差不多了，我的筷子才伸向鱼碗。后来回城了，我们分在不同的学校，很少同桌吃饭，也极少见面。现在吃鱼，我常会被鱼刺卡住，对海儿又是怀念又是埋怨。

    那时不像今天有私家车，我们每周回城都坐公交车站的中巴。中巴没有固定时刻表，总要等坐得差不多满员才出发，即使上路了，也一路揽客。那时公路泥泞，车子开得很慢还颠簸。有一回，学生瑞瑞的妈妈看见我坐在车里，跑回小店拿了包小核桃塞给我，说车上吃。结果我咬核桃时凑巧车子一个颠簸，磕碎一颗大牙，又疼又尴尬。

    从宁海城关出发去长街的客车，途经茶院、力洋、胡陈港，然后再到长街，要开一个多小时。一路上还不断有人上车下车。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看着路过的车牌号算起“24点”来，对面驶来的，后方超车的，只要有四个数字的车牌我就当做一道题目来做。后来有一次和学生比算“24点”，我眼睛一瞟题目就能报出答案，学生们莫不诧异。

    在支教的最后一年，沿海公路开始修建，道路被挖得坑坑洼洼，颠得人全身骨头痛，一趟车坐下来，连鼻孔里也是尘土，每次回到家，人都像“花脸猫”一样。

    三年长街支教，这些教学之外的记忆，琐碎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