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网约车在上海浦东机场运营事件，从1月29日禁止，到2月4日恢复，前后不过7天，打脸可谓快，教训可谓痛。

    浦东机场是国际化大机场，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但让公众惊愕的是，这里居然禁止网约车运营。这是与开放理念背道而驰的愚蠢之举。在网上，对于这样的“禁入”政策，几乎是一边倒的质疑和反对。于是，主管部门不得不公布撤销禁令。

    在浦东机场打车是一件难事，如果没有网约车，只会难上加难。出台事关网约车运营的公共决策，就得充分考虑到政策一旦执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公共决策，影响的是公众生活，特别是一些“禁止性”政策，限制人的自由，对公众生活的影响更大。出台这样的政策，就不能不充分估算政策出台后，可能对公众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不然，出台个书面政策也许容易，但公众不理解、不接受，全是质疑声、反对声，执行效果极差，或者根本无法落实，不得不紧急叫停，或者名存实亡。有的部门还不得不因此道歉，不仅有损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政府公信力也是极大的伤害。

    公共决策涉及面广，受影响者众。出台公共政策，不是小事，不能随意，不可任性。对于政策出台后的效应，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应该有一个综合性的预估，而不能自以为是，或者“毛估估”算数。

    如何预估公共政策的效应呢？细心观察过多起“铩羽而归”的公共决策，我以为，有六个办法，可供参考。

    不能简单化。各地情况不一样，各人需求不一样，制定政策，就不能搞简单化、一刀切；应充分考虑到纷繁复杂的现实，和各不相同的人心民意，尽力寻求“最大公约数”，而不能以为政策一出，就天下大吉了。涉及专业领域，尤其不能照抄照搬老一套，要尊重专家、专业、权威，为自己的决策铺垫好专业底色，避免专业性、常识性差错。

    要充分调研。搞不清楚实际情况，就敢出台公共政策，十有八九不会受欢迎，甚至可能“惹火烧身”，难以收场。调研，就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不能做，怎样做更好，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而是要让群众说了算，让实际情况说了算，让客观规律说了算。先期的充分调研，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是一种宣传和动员，可为决策制定后的顺利执行打牢基础。

    先试点再推广。政策实施后，会是个啥样子，如果一时无法估算，那就先在小范围内试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等到效应全面显现了，利弊得失看清楚了，再慢慢推广。当然，这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但因为谨慎，容易控制负面影响和不利局势，不至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有代入感。代入，就是把自己当成政策实施的对象，站在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一下：要是我，我会怎么样？支持还是反对？也可以问问身边人、家里人、朋友，听听他们怎么说。有代入感的好处是，在制定政策时，不会只把自己当作旁观者、局外人、发号施令官，而是利益攸关者、切身感受者，想事情、看问题，脑筋和眼光自然会打开。

    想到反对者。政策出台，往往涉及利益的调整，有人拥护，必然有人反对。“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制定政策时，如果能够想到反对者，问问反对者，知道他们会怎么反对，并有充分的证据和充足的理由说服反对者，那么，这样的政策，就会“抗击打”得多，生命力强得多。像机场禁止网约车，不问问网约车司机怎么想、不听听乘客的意见，不栽跟头才怪呢。

    不可夹带私利。有些公共决策，一看就反常识、反逻辑、反市场、有猫腻，决策者自己也知道“名不正、言不顺”，还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倒行逆施，原因就在于，被一己私利冲昏了头脑。这样的公共决策，是典型的利令智昏、掩耳盗铃，跟明火执仗的打劫差不多，必然引发强烈反对，结局只能是黯然收场，甚或“偷鸡不成蚀把米”。

    比较而言，前五条可以说是方法和技巧问题，后一条则是理念和立场问题。错误的方法和技巧要改进，荒谬的理念和立场则要坚决杜绝。浦东机场禁止网约车事件得以纠正，尊重民意，知错能改，当然是好事。但这样的“返工纠错”，其实是可以避免的，而不应该是时不时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