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玉成窑范湖居士写佛手有石（东石）款三足炉鼎花盆

童衍方讲解吴昌硕旧藏玉成窑任伯年写刻提梁壶

玉成窑培训、雅集、创作活动

◀清·玉成窑赧翁铭柱础壶

清·玉成窑赧翁铭钟式壶

清·玉成窑钟鼎文壁瓶

吴昌硕旧藏玉成窑任伯年写刻提梁壶（西泠印社藏品）

清·玉成窑赧翁铭汉铎壶

    一个初春的午后，饮着用玉成窑老壶泡的老白茶，坐在古色古香的玉成窑非遗馆内，案前摆放的一本《宁波茶通典·茶器典·玉成窑》，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香，这是玉成窑非遗传承人、玉成窑文化研究院院长张生的心血之作，日前已付梓出版。

    非遗馆坐落在江北区新马路文化街区，精致的石库门建筑氛围，馆内挂着梅调鼎的书法，空气中弥漫着古雅、恬淡的气息。非遗馆的展厅里，陈列着张生的藏品：大有来历的玉成窑汉钟壶，海上书画大家唐云的旧藏；造型十分漂亮的玉成窑提梁壶，刻有梅调鼎的铭文，出自何心舟的精心之作；文人艺术家与能工巧匠珠联璧合的典范之作——玉成窑汉铎壶，它也被张生当作母本，制成当代玉成窑造汉铎紫砂壶，作为国礼赠送60余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和我国30位两院院士……

    徜徉其间，着实感到此地文气澎湃——一个多世纪前，慈城古镇专事烧制文人紫泥砂器的玉成窑，因宁波、上海、宜兴一帮文人巧匠的共同参与，声名籍甚，作品时人共美之，其道法之盛，冠于一时。抚今追昔，物我相融，江南文人日常生活中的闲情逸致，他们温润如玉的风姿，文意诗情浓载于物的君子气质，仿佛就在眼前浮现；而当触摸这些存世古器，不知不觉间，笔者与这些文人、巧匠，也有了穿越时空的对话。

    “宁波造”玉成窑，发端于文人雅集

    张生在《宁波茶通典·茶器典·玉成窑》一书中，全面详尽地论述了文人紫砂巅峰——玉成窑的历史、艺术特点及其在当代的传承。

    玉成窑被定义为清朝光绪年间创建于宁波江北慈城、专事烧制文人紫砂的窑口。

    玉成窑不仅仅是一个窑口，它还指当时从事紫砂创作的一个艺术群体，其中，核心人物是晚清宁波著名书法家、浙东书风开创者梅调鼎。

    紫砂界曾有这样的评价：“千年紫砂，绵延至今；雅俗共赏，文化先行；前有陈曼生，后有梅调鼎。”

    文人紫砂发端于明末清初，中兴于清中期，兴盛于晚清。真正由文人主导并赋予紫泥砂器以人文情趣，注重造型审美与文化内涵相契合，是在清朝嘉道年间，钱塘著名篆刻家、书画家、西泠八家之一陈曼生倡导兴起的。他在阳羡做县官时与宜兴当地的紫砂制壶名手杨彭年合作，主张制壶须创新，壶坯上兼以刻刀题写诗文，整件作品虽“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须见到“天趣”。

    文人紫砂的深入发展及最鼎盛时期，是以梅调鼎领衔创作的玉成窑为标志。

    玉成窑当初为小型馒头窑，原址在宁波慈城林家院内。

    “我所收藏的玉成窑老壶如博浪椎、钟式、瓜娄等紫砂壶，以及文房器件紫砂香炉等砂器上，经常可以看到底款落有‘林园’圆章或方章。”张生说。

    在梅调鼎诗集《注韩室诗存》中有《林园秋海棠歌》《林园白槿花》两首诗，虽未提到窑口，但描写了林家后园的情景。

    20世纪末，罗丰年等宁波地方文化学者曾多次探访玉成窑窑址实地。罗丰年说过，他以前烧过窑缸，对窑有所了解。玉成窑位于林家后花园，他在年轻时和林家后人有过交往，亲睹旧窑风貌，还曾进入窑内。

    宁波历史上人才辈出，人文荟萃。至晚清时期，宁波富庶繁荣，商学并进，文风鼎盛，甬城与上海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本埠的文人墨客与上海的高俊雅士相交甚密，并受到多元及个性化的海派文化影响。

    玉成窑文人紫砂的产生，得益于这些文人之间情感趣味的交流和对紫砂的热爱，他们从紫砂创作中获得艺术趣味，从器物中追求养素守朴、徜徉林泉的文人生活，以诗文和书画的形式抒发精神生活。当时，沪甬两地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因玉成窑而相聚，视紫砂创作为文人雅艺美事，把文人紫砂推向了历史巅峰。

    张生从存世古器考证，玉成窑参与创作的文人雅士众多，除核心人物梅调鼎，常见的名家还有任伯年、胡公寿、徐三庚、周闲、黄山寿、虚谷、陈山农、艾农等，制壶名手有何心舟和王东石，他们大多身居艺林主流地位，他们的重要艺术成就深受后世尊崇。

    这群文人墨客将他们的文学修养、艺术审美和生活情趣，通过诗文、书法、绘画的形式镌刻在紫砂壶器上。所谓“半瓦神泥也逐鹿，延年本是人间福。壶痴骚人会浙宁，一片冰心在此壶”，可见玉成窑紫泥砂器已灌注了文人风骨和玩家品位。

    “文蕴天趣”玉成窑与梅调鼎

    如果说文人风骨和玩家品位是玉成窑不变的魂，那么，文人艺术家的领衔与能工巧匠的结合，则是文人紫砂长盛不衰的内在基因，而这离不开梅调鼎。

    八年前，笔者参观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的“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展”，这场由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策划的特展，汇集了明清至当代众多金石家创作的书法、绘画、篆刻、铭刻及拓本题跋作品，宁波玉成窑文人紫砂作为压轴藏品集中亮相，令人眼前一亮。现场有五件梅调鼎题铭的玉成窑紫砂壶，其中四件由张生提供，另外一件是唐云儿子送来的传家宝“玉成窑瓜娄壶”。

    据史料记载，唐云收藏了八把曼生壶，举世无双，堪称瑰宝，晚年自号画室为“八壶精舍”，另庋藏玉成窑紫砂壶十余件。

    展出的那件唐云旧藏瓜娄壶，形如南瓜，壶身上刻着“生于棚，可以羹，制为壶，饮者卢”几个字，边上有“赧翁铭”的梅调鼎落款。

    这“赧翁”便是玉成窑创始人梅调鼎的别号。梅调鼎（1839年—1906年)，慈溪县孝中镇（现宁波慈城镇）人，清代浙东书风代表人物，被誉为“清代王羲之”。

    《尚书》中把“和羹调鼎”喻作担任宰相。梅调鼎的长辈为他取名“调鼎”，说明家族对其寄予厚望。可惜他让长辈失望了，梅调鼎应试时因书法不合“馆阁体”而被拒，从此放弃科举。但他没有让后人失望，他将全部的才智融入书法和文人紫砂的创作，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影响了宁波一个多世纪的书风和紫砂审美。

    沙孟海如此评价他：“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呢！”

    文人雅士吟诗作画时常以饮茶伴读，清代的江南文士尤其喜欢用紫砂壶泡当地的各种绿茶，色香味俱佳，可谓相得益彰。

    梅调鼎或许为饮茶之喜好增加乐趣，或许为诗书之情趣添加新意，或许为以砂壶之艺道迎朋会友，参与玉成窑的创办以及玉成窑紫砂器的设计，亲力亲为撰文题铭。他又与家住奉化的紫砂名家何心舟、来自上虞的篆刻家陈山农携手，由何心舟制坯、制壶，由陈山农把梅调鼎写的铭文镌刻在紫砂器上。又延请任伯年、胡公寿、徐三庚、虚谷、周闲等海上画派名家参与作书作画，并与宜兴制壶名手王东石合作，各尽其长，使甬上玉成窑的文人紫砂名赫一时。

    在玉成窑紫砂作品里，张生最爱收藏梅调鼎题铭的紫砂壶。他认为，梅调鼎的壶大多由何心舟制作，两人颇有英雄惜英雄的默契，凡他们合作出品的紫砂造型一流，这些紫砂器上所有的铭文、笔墨，文雅风流，素雅古逸，意趣无限，已被公认为紫砂历史上文人壶顶峰之作。

    梅调鼎在玉成窑砂器上的书法题铭，兼具北碑沉雄和晋唐高逸之美，题铭布局错落有致，神韵超乎其表，一气呵成；用笔软中有刚，顿挫分明，体态高雅，这是他立足于帖又致力于碑，大胆尝试的结果。书法与壶型器型自然天成，有珠联璧合、画龙点睛之感。

    文人紫砂因茶而生，讲究的是造型艺术与诗文、书法、绘画、印款、镌刻的殊妙结合，达到天趣妙出的艺术深度，是文人内涵、气质、风格的象征。玉成窑文人紫砂之所以“字随壶传，壶以字贵”而成为经典，与梅调鼎的壶铭书法和诗文密不可分。

    文人化、艺术化、生活化兼具

    文人群体把他们的艺术主张付诸紫泥砂器的创作中，把诗情画意、书法印款与紫砂壶艺巧妙生动地结合起来，使原本只注重技艺的紫砂壶艺卓然汇聚了强大的人文气息。

    取名“玉成”，寓意作品可与美玉媲美,又有成全美事之意。

    据张生考证，按照目前已发现的传世壶器的器身落款年号分析，玉成窑已有近150年的历史。这些传世壶器的器型隽美、款式丰富，有汉铎壶、汉钟壶、木铎壶、博浪椎壶、瓜娄壶、秦权壶、柱础壶、匏瓜壶、椰瓢壶、大小石瓢壶、各式提梁壶等。

    除了茶壶，玉成窑品种里面还有茶杯、砚台、水盂、笔洗、印缸、棋罐、壁瓶、画缸及大小梅瓶、各色花盆等，艺术创作形式特别丰富，文人化、艺术化、生活化兼具。

    玉成窑文人紫砂核心内涵是壶器上镌刻的铭文和书画，并通过质朴秀美的造型，达到天趣横生、以器载道，乃至道器合一的高雅意境。

    从存世各器的铭文内容看，艺术家表达的思想是茶饮与自然世事，茶饮与人生哲学，茶饮与人文历史，茶饮与读书修身等相关，文辞直白易懂，或感悟人生，或体会世事，或启迪睿智。

    玉成窑铭文的书体，有行楷、隶书、金文等。梅调鼎晚年受碑体影响，壶铭书法古拙朴厚、俊逸洒脱，是他最成熟的书风，也是玉成窑最经典的书体。此外，还有任伯年、胡公寿、徐三庚、虚谷等名家的原创书法和绘画，丰富的器身绘画是玉成窑文人紫砂的特别表现手法，栩栩如生的高士人物，历代文人痴迷的赏石、梅兰竹菊及自然界中的花草蔬果等，天趣盎然。

    玉成窑铭文还带有浓浓的金石气息。玉成窑壶器镌刻以陈山农与何心舟为主，镌刻内容有周闲、虚谷、徐三庚、黄山寿等人的原创书画。

    梅调鼎的壶铭由陈山农镌刻完成，陈山农工篆刻又擅书法，他通过刀刻将梅调鼎壶铭书法的遒劲典雅、沉雄古拙的风格准确地表达出来。

    徐三庚的壶铭书法，自然苍劲，高古浑穆。目前已发现存世开门的作品有八件，其中“阳羡王东石制似鱼室主题木铎壶”上的铭文镌刻，可品味到他书法笔意的宽挺爽辣和“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气韵。

    玉成窑绘刻最具个性、创意的是任伯年，他自绘自刻的作品有茗壶、各式文房、花瓶花盆等，题材有花卉、人物、赏石等。对于不同的画面题材，他可采用各种刀法完美地表达出造型准确、线条明快、情感丰富、高雅脱俗的个人画风。

    玉成窑文人紫砂超越前贤的艺术表达方式，是彼时文人品格的一种象征，因而在紫砂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影响绵延至今仍余音频传，使千年紫砂生机盎然，雅俗共赏。

    复兴玉成窑，大有可为

    为了更好地传承玉成窑非遗，20余年来张生广购遗珠，将一件件玉成窑存世古器请回她的故土，并挖掘、研究，结合清代玉成窑文人紫砂的特点，复刻摹制当代成窑作品与非遗文创。

    “当知道张生有近60件玉成窑古代紫砂藏品，得知宁波民间对紫砂、对玉成窑研究到这么深的程度，这令我感到十分吃惊。”2016年在上海举办“金石齐寿——金石家书画铭刻特展”时，童衍方这样说道。

    实际上，无论古今，艺术都是要互动和交流，才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八年前，笔者参加了在月湖边的宁波茶文化博物院举办的一场雅集。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中国著名书法篆刻家高式熊，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一起为玉成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生的摹古紫砂器题写铭文。

    紫砂水盂上的“圆融”两字、紫砂花瓶上的“秋实”两字、茶罐上的“天地自容”铭文、汉铎壶上的“不可说”铭文、柱础上的“大自在”铭文……高老已离去五载，但有着高老题铭文的这几件紫砂器，依然静静地陈列在宁波茶文化博物院的展厅中，见证着一代大儒古朴峭拔、不染戾气的书风，留下了紫砂与金石辉映的佳话。

    “事实上，玉成窑的金石气息非常浓厚，完全可以融入金石传拓艺术，我们见到王东石制、徐三庚铭刻的木铎壶后，由西泠印社的唐存才以六舟全型拓法呈现出来并补梅花于壶上，西泠印社团队成员都参与题跋等，也是一种雅玩，非常有意思。”童衍方说。

    围绕玉成窑的雅玩还在继续，并以跨界隔代对话的方式，表达同门对老前辈的致敬。

    去年宁波玉成窑非遗馆开馆，正好赶上西泠印社来宁波办春季雅集，在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的提议下，经过多方协调，将吴昌硕先生旧藏、玉成窑任伯年写刻双龟图提梁壶借展到宁波玉成窑传承基地展出。童衍方把双龟图提梁壶文物视作沪杭甬文人交流互动的见证。

    晚清时期，任伯年曾在北仑小港望族李家教书四年，其间曾参与宁波慈城玉成窑的创办。

    任伯年比吴昌硕大四岁，两人都是海派顶级人物，多有交集。壶上面刻的是寿龟，正所谓龟寿延年，照此推测，此壶是任伯年送给吴昌硕的祝寿之礼。吴昌硕后人将它捐给西泠印社，现在它成为西泠印社镇馆之宝之一。

    “清朝光绪年间都有这么好的艺术交流，现在交通如此方便，上海、杭州、宁波三地更要常来往，多走动，因为文人紫砂里面的气息和文化底蕴，跟书画印是相融相通的。”童衍方说。

    去年2月，省政府发文公布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玉成窑紫砂制作技艺入选其中的传统技艺类。

    两个月后，宁波玉成窑馆正式开馆，玉成窑非遗传承基地坐落于江北区新马路文化街区，内设童衍方文艺大师工作室与玉成窑文化研究院，着力挖掘、研究与推广玉成窑学术与文化，举办展览雅集、培训讲座、实践体验等。

    基地日常开展从矿料到泥料的加工，生坯成型，书画镌刻，到最后的窑烧等工作，成为培养紫砂艺人、紫砂爱好者及玉成窑传播者的一个文化平台。

    去年底，玉成窑馆成功入选宁波市“一人一艺新空间”。

    “在文产融合方面，玉成窑通过创新推出文化艺术产业运营模式，突出艺术与产业相结合，提升项目造血功能。”江北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一个艺术门类创新如果有群众基础，它肯定会发展。如果还有文人加持，它的发展空间更大。通过摹古创新，在书、画、刻各方面有它自身的特点，而且有继承和发扬，那就成为一个活体了。”童衍方对玉成窑的复兴充满了信心。

    黄银凤/文   本版图片均由玉成窑文化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