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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20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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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在天一阁开一个讲座
——德国作家史岱帆·舒曼访谈
  《最后的避难地:上海》像小说,像回忆录,又像报告文学。它没有任何虚构,是作者在采访杨珍珠和索卡尔本人及其熟人基础上完成的。作者让两个主人公交替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灵历程,又恰到好处地把自己的考察和历史资料糅进故事的背景之中。

  本报记者 陈晓旻

  人物名片

  史岱帆·舒曼(Stefan Schomann),1962年生,曾在慕尼黑和柏林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自1988年起,作为自由撰稿人和文化记者为《GEO》、《国家地理》杂志、《全球环境展望》、《明星周刊》、《梅里安》杂志、《时代周报》和《法兰克福评论报》等撰稿。出版专著《最后的避难地:上海》。

  

  近日,他应邀来到宁波出席“德国亚琛和中国宁波友好城市25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摄影交流活动、主题沙龙讲座和德语学习沙龙等。

  记者:欢迎您到宁波来,这次沙龙讲座的主题是关于您的著作《最后的避难地:上海》的,摄影交流中展出的照片也是涉及那个时代的上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

  史岱帆·舒曼:二战期间,德国有很多移民被迫流亡到其他国家,近年来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幸存者大多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他们定期聚会,当时有一位女士桑雅·来尔贝格跟我谈,说当时还有人娶了中国女孩子呢,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开始关注这个题材。

  虽然,我很早就知道二战期间德国有很多犹太人逃亡到上海,也看过很多外国人写的有关传记和故事,但对那段历史的叙述中居然没有中国人在场,感到特别不可思议。有一天,当我知道有这么一个生动真实的故事,而且男女主人公都还健在,我特别兴奋、惊讶,觉得一定要把故事写出来,把遗漏的细节写出来,还原历史的真实。

  记者:您是在采访杨珍珠和索卡尔等人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作品的,采访过程中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史岱帆·舒曼:罗伯特·索卡尔和杨珍珠(后改名为朱丽叶)如今就生活在美国长岛一个养老公寓里。两个80多岁的老人,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坎坷,始终没有放弃,坚持往前走。我问他们,最美好的时光在什么时候,他们淡定却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当下。”那一刻,我很感动。

  他们的命运是如此悬殊、颠倒。他们的一生太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在中国看到跨国婚姻觉得很正常,但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却是非常不被接受的,尤其一辈子要跨越文化的背景和婚姻自身的危机,能够持久而幸福地坚持下来尤其不易。

  从生活空间来说,他们跨越了亚洲、欧洲、美洲三个大洲;从时间空间来说,他们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从人物身份来说,一开始,罗伯特·索卡尔是难民的身份,而杨珍珠是漂亮又有钱的大家闺秀,杨的父亲是早年留学美国的著名医生。后来,杨珍珠跟随毕业后留学美国的丈夫,并为了爱情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打临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默默支持丈夫的学术研究。她的奉献,成就了丈夫的事业,也体现了一位东方女性的牺牲精神。多年后,罗伯特·索卡尔教授成了世界著名的昆虫学家,获得了大量荣誉,他创立的生物统计学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应用,直到今天,他仍然笔耕不辍,继续从事着他的科学研究。而杨珍珠再也没有了家人的消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环境中,这个大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这种命运的颠倒起伏充满酸楚,透过他们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看到一部犹太人流亡上海的简史,同时也能看到一个中国医生世家的沉浮。

  记者:您的女朋友是中国人,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您在书中特意提到她。您自己的跨国恋爱经历跟创作体验有关系吗?

  史岱帆·舒曼:我想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作家,不管是不是在写他自己,一定跟创作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命体验有关,只有契合他自己的情感体验,才会写得深刻。我跟我的中国女朋友在一起已经13年,也正是在她的鼓励和催促下,我才完成了这本书,所以我称它为我们“爱情的结晶”。

  书中这对主人公走过的路就像是我们的镜子,在跨文化的情感交流和理解中,我更了解了我们之间的情感。如果没有对于我自己这段感情的渴望和投入,也就不会有对书中这对主人公的爱情那么多的思考和探问。

  记者:书里面的女主人公是宁波人,所以有些情节跟宁波有关,比如对野生大黄鱼的比喻。能谈谈您对宁波的了解和感受吗?

  史岱帆·舒曼:我在书中主要写了中国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宁波。如果光写上海,尽管它是大城市,很有名,但不能完全代表中国,而且上海是个年轻的城市,不像宁波那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恰好主人公又出生在宁波,我在采访中发现宁波的外滩开埠居然比上海还要早,上海滩基本是宁波人在打拼,觉得宁波人真的特别厉害。能够通过宁波和上海两个城市来表现当时的中国,我很骄傲。

  我还了解到宁波有河姆渡文化和天一阁藏书楼,宁波的历史很了不起。所有这些传统文化一定要保护好。德国人对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充满敬重的,所以如果下次到宁波来,我的理想是能够在天一阁开个讲座,那一定很棒!我到宁波采访了几次,发现宁波人特别自信,说起自己的城市有种自豪感。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有历史底蕴,其次是因为港口城市,是见过市面的,世界多大,他心里有底。所以宁波能够说出一句很海的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

  记者:您怎么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史岱帆·舒曼: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广泛的兴趣。包括中国的园林、中国的科学历史等,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博大了,我只能有限地了解。中国过去的瓷器、书画等艺术水平很高,说明古人的审美能力高,生活优雅闲适。当然我不是故意美化过去,而是客观地写,客观地介绍。但是“诗意地栖居”确实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

  记者:您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在德国做自由撰稿人有什么压力?

  史岱帆·舒曼:如果说有压力,那一定来自于自身。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一份工作。我特别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所以觉得做这个工作适合我。我的兴趣很广泛,光运动就有骑马、高山滑雪、潜水、滑冰等很多。这样我自己可以写很多广泛的内容,给不同的媒体。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会喜欢稳定一点的工作和收入。最近我签了一本新书,是德国红十字会100周年题材的书,报酬不错,也是自己喜欢的题材,这样我就可以很轻松地用心写书,因为不用考虑收入问题了。

  记者: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作家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您怎么看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包括作家的责任感?

  史岱帆·舒曼:作家当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感。当一个作家写的作品发表了,就不完全属于自己了,当作者开始影响他人,你就必须担当社会责任。但同时,我觉得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感等同于意识形态、教育人、文化阐述等。写作者是文字的艺术家,跟其他音乐舞蹈等艺术家一样,所以首先应该具有文字的美、文学的美,在这种表达的魅力基础上才是社会责任。

  我不赞成顾彬说的另一句话,关于中国的当代的作品都是垃圾的说法。这可能有一定的语境,但还是太偏颇了。中国当代作品中有垃圾,但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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