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我读经典的书籍时，对注释都特别重视。我收藏的《鲁迅全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18卷本，约400万字。这其中，除了鲁迅的文章外，注释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这些注释，写得非常清楚、详细，凡鲁迅文章中涉及到的人物、事件、典故等，都在文后加以详尽解读，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主旨。所以，整个一套《鲁迅全集》读下来，不仅从鲁迅的文章里获得不少收获，从注释中也能得到很多收获。

　　很多负责任的作者，在写作相关书籍（主要是文史类的书籍）时，对注释都加以认真对待。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书写者，在由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唐德刚在每个章节背后，针对本章中胡适提到的一些问题，都加以详细的批注。需要指出的是，唐德刚不是对某个问题只加以简单说明，而是在说明的基础上，就胡适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是在和胡适“抬杠”，对胡适的观点进行驳斥，对某些史实进行更正。有的时候，仅仅对胡适自述中提到的某一个小事件，唐德刚竟然写下了数万字的批注，足见他的认真态度。正因如此，学术界对唐德刚的注释才给予了高度评价：“唐德刚将其（指《胡适口述自传》这本书）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却是不可不读的好文章。本书‘传’与‘注’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因此海外史学界盛传：‘先看德刚，后看胡适（朱文长语）。’”按理说，一本书的注释部分，只是书的内容的辅助性资料，但唐德刚的注释，竟然“喧宾夺主”，价值超过了书的内容。

　　最近几年，读了很多学者岳南的书，发现岳南也是一位对注释特别在乎的作家。岳南的书写对象，是民国时期那一批学术大师，因书写对象的特殊性，所以书中涉及了非常多的历史事件。岳南在写作时，在每个章节后面，都做了大量详细的批注，一是注明了所引述的资料来源，二是对所涉及的人物、事件进行说明。难能可贵的是，像唐德刚一样，岳南在批注的过程中，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特别是有争议的人物和事件，不但把各家观点一一罗列，而且还会就人物或事件阐发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些见解，颇有个性，对人物的藏否毫不留情，常常用鲁迅的那种“捎带一枪”的笔法对人物进行评价，读起来不但让人觉得有趣，而且十分过瘾。在《南渡北归》系列中，岳南的注释，自成一种风格，不但对阅读书的正文内容给予了帮助，而且可以独立成章，成为风格另类的杂文。

　　有的人读书时，不重视书中的注释部分，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到书的内容上，对注释部分只是一扫而过，认为读注释纯粹是浪费时间。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因为注释是书的内容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吸收和消化书的内容和思想，因此读者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