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定心了。”爸爸说：“一人揭发，大家跟上。所有的老朋友都争着划清界限，大字报已经贴了一大堆。” 

　　“老朋友？揭发什么？”祖母问。

　　爸爸突然语塞，低下了头。

　　祖母看了我一眼，轻声问爸爸：“是不是真有什么把柄？”

　　“没，没有！”爸爸连忙辩解。他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一眼妈妈，说：“也有大字报说我岳父是地主，是赌徒，还把大姐的公公判刑的事联在一起了。”

　　妈妈皱起了眉头。祖母的眼光立即从妈妈脸上移开，紧接着爸爸的话头问：“他们有没有揭发你父亲抽鸦片？”她要把话题从朱家挪回余家。

　　“那还没有，恐怕快了，阿坚一定会揭发。”爸爸说。

　　“他揭发？那鸦片是在哪里抽的？鸦片馆是谁开的？你也该反过来揭发他！”祖母说到这里突然噎住了，摇摇头，叹口气，说：“别，我家不做这样的事，到死也不贴别人大字报。”

　　这时妈妈抬起头来，问爸爸：“这么乱贴大字报，大家都咬来咬去，胡言乱语，你们单位的领导也不管一管？”

　　“领导说了，这是大民主，群众的大鸣大放，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打倒别人，中央提倡的，谁也阻挡不了。”爸爸说。

　　“大民主？”妈妈疑惑地看着我，希望这个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儿子能给她解释几句。

　　我看着妈妈，摇摇头。这时我发现，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

　　———在我家出现的，是一场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被简称为“文革”的政治运动。

　　爸爸最想知道的问题，不是吴阿坚为什么要揭发他，而是执政者为什么要搞“文革”。

　　当时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说发动“文革”是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苏联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这使中国元首产生了担忧，怕在自己去世后也出现这样的清算者。对于这种说法，爸爸就听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边，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么简单的事，为何要把这么大的中国都搞乱？

　　两个自称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站在街边的一条长凳上在发表演讲。他们先介绍了自己的父亲是谁，一个是副总理，一个是大将。接着他们甩了几下拿在手里的皮带，就像甩鞭一样。他们说，躲在中央的赫鲁晓夫，由全国各地的很多小赫鲁晓夫保护着。他们又说，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烂了，对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因此必须全国造反夺权，实行大民主。接着，他们又举起拳头喊了很多口号。

　　这些口号乍一听全是“反政府言论”，但政府的报纸也都渐渐这么说了。我联想到叔叔写信投诉的那些隐瞒灾情的干部，觉得真该用民主的办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实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爸爸不仅不是赫鲁晓夫，他连一个科长都不认识啊。

　　原来，政治口号只是一种引爆，仅仅几天，就成了一种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

　　与爸爸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很多同学开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带到处贴大字报，满脸悲壮地宣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好像明天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这种“造反”恰恰是中央发动的，而攻击的对象却是走投无路的弱者。因此，所有的造反派都是恃强凌弱的“伪斗士”。

　　我今天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文革”爆发以来，造反派对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从此，由人类学进入动物学。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