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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脉自杀。那个揭发他的朋友正从窗前走过，发现情况不对，与别人一起破门而入，把叔叔送到医院。抢救回来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脉，又被抢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脉。

　　当时我写给他的求援信，他没有收到。几天后，他们单位通知了我家。妈妈和祖母决定瞒过我们下一代，两个人坐火车去料理后事。

　　祖母怔怔地看着自己最小儿子的遗体，又横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拉了拉妈妈的手，要她别再哭下去。

　　没有人理她们，在一片冷脸中操持完火葬事务，妈妈捧着叔叔的骨灰盒，与祖母一起走在寒风凛冽的江淮平原上。祖母脸色木然地看着路边的蓑草荒村，心想，这就是他的土地。老娘我夜夜做梦都在猜测这片土地的模样，猜测他不愿离开的理由。现在，终于离开了，还是跟着娘。

　　祖母对妈妈说：“让我捧一会儿吧。”

　　妈妈犹豫了一下，恭恭敬敬地把骨灰盒递到祖母手上。祖母抱过后停住了脚步，对妈妈说：“你看我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在送走一个个儿女，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捧在手上了……”

　　“姆妈！”妈妈轻轻叫一声，双手扶住了她。

　　祖母还是无泪。她说：“现在只剩下志敬一个了，千万要让他活下来。”

　　她们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火车站。

　　火车开动后，她们从车窗里看到，有一个男人慌忙从月台上跑过来，看着这趟列车，双手拍了一下腿。

　　祖母说：“这个人很像江斯达，他怎么会这样老了？”

　　“江斯达？”妈妈问：“他跑来干什么？”

　　后来马兰听我讲叔叔在安徽自杀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觉得，应该为叔叔做点事。

　　“他太孤独了。”马兰说：“这片土地不应该这么对待他。”

　　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隆重首演，产生爆炸般的轰动效应。这出戏获得了全国所有的戏剧最高奖项，在海内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时都卷起了旋风。

　　全剧最后一幕，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每场演出都是这样。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计失去了最后一个希望。

　　祖母与妈妈一起，想到爸爸单位去，要求他们看在全家要活下去的份上，多发一点生活费。但她们一去，正遇上批斗爸爸的群众大会。

　　她们从门缝里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个正在发言的批判者推了一个踉跄，台下所有的人都畅怀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们，笑得最开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气鼓鼓地对妈妈说。这是她一生用过的最坏词汇，是从老戏里看来的。她说：“这几个老朋友，明知我们全家有那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

　　我听妈妈说了这个过程，觉得申请增加生活费的事，应该由我来做。

　　我打听了一下，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百般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两位来往较多的中学老同学。他们说，曹老师的那个“红薯造反队”地位太低，领导他们的最高司令部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如果疏通了关系，可能与“工总司”说得上话，帮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几元生活费。

　　我想到中学里还有一位不同班的张姓同学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可以找到他问问看，认识不认识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领。当时这些首领，其实也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