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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当天就被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即刻勃然大怒，当着我们的面说：“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现在一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士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叫他示范！”

　　我们想象着那个瘦精精的齐营副一丝不挂地站在土堆上的样子，很痛快。

　　大家笑眯眯地看着罗股长，觉得他真做得出来。罗股长扭头对陈排长说：“别受他干扰。今天倒有正事，上级来通知，收缴大学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明天就办。”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下乡，知道是一辈子的事，都带了一些书，防止自己真的成了农民。这些书，有哪一本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呢？第二天，两只装满书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都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二本。我看到陈排长嗜烟如命，就向一位抽烟的同学借了一包烟，塞给他，顺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两本书，正是那天我到废品回收站去卖书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来的。

　　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地翻看了一会儿，便问：“里边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彪副主席的？”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我说，没有。

　　“你保证？”我说，我保证。

　　农活，没有一个季节有空闲。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为天天有重担在磨，愈合不了。但是农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牵肠挂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没有，禾苗站住没有，水沟渗漏没有。过一阵，又去看稻子抽穗没有，穗子饱了没有……为了这个，还要朝朝观云，夜夜听风，像是着了魔，差一点把外面的政治运动忘了。有时，把家里的伤心事也忘了。

　　终于到了潮汛季节，农场的堤坝受到了严重威胁。那天傍晚传来警报，东北段的堤坝已经出现险情。我一听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几个伙伴飞速跑去，到了那儿正遇到决口。这一决口，整个农场都会淹水，我们所有的劳动全泡了汤。我二话不说就纵身跳进水里，二十几个伙伴一起跟着跳了下来，我们紧紧地挽着肩膀，用身体堵坝，不让决口扩大，一直等到部队和农民赶来。我们被拉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冻僵，被送到宿舍后，一个叫沈立民的盲人伙伴，用双手把我们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突然对于自己纵身堵坝的行为产生了后怕。倒不是怕死，灾难年月大家对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妈妈、祖母和弟弟怎么办？

　　由于这件事，农场认为我们是“英雄”，正逐级上报，准备颁奖。与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英雄相比，我们的动机、动作和效果都与他们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还活着。就在这个时候，从刚刚修复的堤坝上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以为是报社记者来采访“英雄事迹”了，但很快发现不太像。

　　还没有来得及打听，它又开走了，却抓走了一个学生。两天后，又来了一辆吉普车，又抓走一个学生。

　　两个被抓走的学生，原来都是学生造反派的首领。这些天，还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一批批朝农场赶来，他们也是来审查学生造反派的。

　　学生造反派，本来在学校里是我们的对头，但到农场后天天一起劳动，早已没有对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们当时“造反”，只是响应上级号召罢了。我们不接受他们，也只是不理解上级号召罢了。现在上海的工人掌权者要大规模地整治他们，我们的立场立即站到了他们一边。更何况，与我一起跳到洪水里去以身堵坝的二十几名伙伴中，有十个是原来的造反派。我们早已“生死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