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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去，”李龙说，“现在镇里派我看管石头将军，我每隔三天就上山。”

　　“石头将军？”我问。

　　“哦，这是五年前从湖底撩上来的，石头刻出来的一个将军。”他说。

　　我一时发懵了。好像在很多年前，我带益生哥上山，他说这地方在梦里见过，一匹石马驮着一个石头将军从湖里跳出来，石头将军落水，那匹马还问益生哥，这是你的家吗？

　　“这是你的家吗？”这个回忆让我毛骨悚然。当时益生哥对这里多么陌生，现在可真是他永远的家了。难道真有一个石将军落水和出水？

　　我相信浮生之上还会存在一个神秘世界，但我不敢沉溺在里边。让神秘依然神秘，凡人不必深究，我只能想着眼前的实事。我对李龙说，“你知道，我姨妈已经在去年去世，没有与她的儿子益生哥葬在一起。我托你，再过一段时间，找两个帮手，把他们的坟也迁在一起。费用你算一算，等会下山后我给你。”

　　李龙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你放心。要什么费用，两把锄头的事。”

　　走了几步，李龙一笑，问我：“听镇里文化馆的老杨说，报纸上登了，你做官了，什么院长……”

　　“那也不算什么官……”

　　“再过几年，说不定还能做上县长!”李龙鼓励我。

　　这下引起了我开玩笑的劲头，说：“不骗你，我现在就管着十几个县长。”我指的是学院的处级干部。

　　“嗬，”李龙退后两步，看着我，说：“那还了得，我家隔壁桂新，前几年瞎碰瞎撞与一个副县长握了一下手，回来后吃饭时拿山薯都跷着兰花指。后来有人告诉他那人不是副县长，是副县长的弟弟，他那手指才踏实。”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也怕拆，怕前几天看到一个邮件很厚，拆开一看，居然是当年那个姓孙的“石一歌”寄来的。他称我“老友”，但我想不起与他说过十句以上的话。他寄来一本书，表明他又转而研究革命诗人贺敬之了。

　　拆开另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先生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宜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作出终极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与“古终极”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和“肖脊梁”。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没想到立即解决了。这就是做官的好处。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

　　“那人现在在哪里？”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