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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做《“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愤怒地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变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你难道不想给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我实在气不过，咻咻地问徐扶明教授。

　　“这没用。”他说：“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是挨打。”

　　他摇头苦笑了一下，又缩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远风说的要想掩盖罪行的逃犯。

　　这很像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现在平反了，却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从来不控诉、不揭发、不声讨。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当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

　　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文革’初期演过一台戏叫《边疆新苗》，你知道吗?”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那个姓沙的剧作者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他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闹出人命都有可能。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那个剧作者，原因说不上。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这个剧作者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边疆新苗》的作者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边疆新苗》的作者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  “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无言的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