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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兰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叹气了：“我们中国的多数文化人，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全人类的大灾难了。他们中有的人，只想给身边的人制造点灾难。”

　　“恰恰是，中国多数民众喜欢观赏别人的灾难，幸灾乐祸地当看客。这一点，鲁迅说过，罗素也说过。”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面对大灾难，只能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说。她握住了我的手。

　　1999年11月7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划着，按着。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死了我们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到处乱窜。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曾经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但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文明发祥地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还是壮胆进去了。

　　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位文化学者亲身穿越过那么多曾经无限辉煌却已沦于恐怖的地区。真正穿越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深感快慰。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我正要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走出了虎狼之山反而遇到了虎狼，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这实在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还是有最通俗的原因。原来，我在考察文化的过程中写成的四本书《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受到了广大读者长时间的欢迎。有机构统计十年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它们居然全在里面。连台湾，也给它们每一本都颁发了文学大奖。我的漫长历险，香港凤凰卫视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都破例邀请我这么一个毫无官职的中国学者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

　　那天，我又从国外回来，和妻子一起上街买菜。妻子挽着我的手，像是捡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