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丹虹

　　郑超的文章结集出版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从文学青年写到文学中年，郑超默默无求地执着了这么多年，那是发自内心的对文字的真爱。女人爱上了，情感通常是专注而又绵长的，那沉甸甸的《幸福的草垛》，便是她日常书写成果的一次展示。

　　这本散文集共分为旧时月色、湖畔闲话、文史散墨三辑。前者全系根植土壤的乡村记忆，书名《幸福的草垛》就取自其中的一篇。

　　“乡村里仓房的大门打开了，准备好一切/收获时候的干草载上了缓缓拖曳着的大车/明澈的阳光，照耀在交相映衬的银灰色和绿色上/满抱满抱的干草被堆在下陷的草堆上。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的这首诗，准确饱满地描绘出了当年我们乡村秋收的景象。在稻田里劳作了一天的父母，看到拉稻草的平板车就满心愉悦，我们也总是帮着把稻草一捆一捆地抱上车，现在回想起来，仍有‘满抱满抱’的感觉。”

　　都说人最重要的回忆就在于童年，不少作家的优秀作品也大多来自于早年生活的经验。余华曾说：一个人的童年是决定他一生的，世界给我们的最初图像就是在这时候出现。决定命运的最好时机就是童年。

　　无疑，童年、青少年期的生活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为人们所共识的。郑超是鄞西高桥人，从小趴在桥顶看航船从桥洞进出。有着“航舶过往风帆不落”之美誉的高桥，它是赴任官员进入后塘河的第一桥，又是读书人赶赴考场的最后关头，所以在南北面的桥额分别有“指日高升”、“文星高照”石刻大字。当然，高桥更值得当地人骄傲的是宋金明州大战，为庆祝此大捷，后来就有了高桥会的盛况。所以郑超说：“在我未成年前，它是我所能见过的最高的石拱桥。”

　　高桥拥有阳刚进取之气，也不失温柔缠绵之情。众所周知高桥是梁祝故事的诞生地，在《别样情怀是梁祝》中，郑超写道：

　　我上世纪８０年代曾在当时与梁山伯庙一墙之隔的金星小学做过老师。学校收藏着一面方方正正的大镜子。校长是土生土长的庙跟人，他说这面镜子原是祝英台闺房里的，进庙的香客特别是年轻的女子，都喜欢到祝英台的闺房里去照一照它，据说这样下辈子就会有一副好容貌。校长的话，对于我这个尚在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显得特别有吸引力。以后每当上完课，我总会情不自禁地站在镜子前臭美一番。后来梁山伯庙变成了今天的梁祝文化公园，成为了爱情的代名词。

　　在具有如此历史底蕴与文化情怀摇篮中成长起来的郑超，其书写内涵也刚柔相兼。“旧时月色”这一辑，分明感到了她的款款深情，字里行间，她对故乡的眷恋和故乡对她的滋养是交融在一起的，特别是因城市化进程，使人们与自然的联系渐渐疏远时，发现人性中弥足珍贵的一些东西流失了，那种怀念本源的心情就越发强烈。

　　这一辑描述的都是乡村的风物人情，郑超可谓把乡村留给她的记忆翻了个遍。

　　正因为烙印太深，以至于在“湖畔闲话”写照当下生活这一辑里，她也常常拿乡野的花朵来点缀城市。于是，家里《阳台上的紫藤花》盛开了，她一边《种葫芦》、《碗莲》、《栀子花》，一边惦记下乡围成农家小院篱笆的《木槿花》是否开了。

　　如果说温柔的“旧时月色”反映的是她的根植情怀，那么硬朗的“文史散墨”呈现的则是她后天修养的思想智慧。郑超爱读书，淘书成癖，这有《书事二三》为证。《枕边看书》的结果导致她高度近视，当然成效也显著，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你看她“文史散墨”都像电视连续剧。《吴越斜阳》一写就六篇，《水浒之阴》也有六篇。

　　这种连续组合结构使人联想到从前乡村的唱走书。郑超年少时跟小脚外婆去听走书，走书先生一唱，常常十天半月的下不来，以至于听上瘾的她书都不想读了，要跟走书先生去学唱走书，可见走书先生吊人胃口之魅力！从小耳濡目染这一招的郑超，兴致高亢时，皮日休、陆龟蒙、罗隐《晚唐文坛三剑客》一网打尽；想知道《琵琶记与沈氏楼》吗？那得从高明仕途蹭蹬萌退意说起，让你了解整个来龙去脉。但有时也卖关子，写完《诗人李益》负霍小玉故事就暂且了断，“欲知天下还有多少负心汉，且听下回分解”，于是，等着再让你看《元稹的另一面》，其实这也是一种相关主题的连续。

　　郑超历史散文别具一格，情态恣意，见解大胆，也令人为之眼睛一亮。《吴越斜阳》意犹未尽，就干脆在每篇下面来段点穴式的“评曰”，发人深思。《水浒之阴》的颠覆性似乎给人有种叛经离道的“邪”，而在我看来，与其说“邪”不妨说“野”，民间乡野本是不拘约束的。

　　郑超散文是率真的，在《名利像花儿一样》中，她剖析自己也非常坦诚：“坐看云卷云舒，闲观花开花落，以此获得一份宁静淡泊、从容洒脱的心境，是我辈梦想追求的境界一种。但面对小小名利，总也会心起涟漪，想来，终究是俗人一个。”她举例自己一次意外获奖后的激动，才发现“原来春去冬来，花开花谢，名利这东西，还是像心魔一样挥之不去。过往的日子，它只是潜伏了，冬眠了，一旦有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它就会生根、开花，盛放在你的脸上。”

　　这种直抵人内心的真实是能引起共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