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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2月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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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画易证“非伪”难证“实”?

苏轼名迹《功甫帖》真伪迷局再起波澜

  2月18日,上海藏家刘益谦携所购《功甫帖》原件现身北京(见昨日本报)。从2013年12月底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公开质疑《功甫帖》时起,到2014年1月13日纽约苏富比发布14页研究报告力证《功甫帖》属“真迹”,再到刘益谦被迫采用多种现代技术设备现场“验明正身”,《功甫帖》真伪之争扑朔迷离,进一步凸显中国古画鉴定困局。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是世界性难题

  苏轼《功甫帖》,纸本,墨迹,两行九字,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是苏轼写给好友郭祥正(功甫)的临别便签。

  当初刘益谦竞拍之时,《功甫帖》被认为是海内名帖、流传有序,且是苏轼书法流散在民间的“孤品”。《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均曾提及苏轼《功甫帖》,徐邦达更赞其“神采飞扬”,直到上博3位研究员公开质疑其为晚清时期以“双钩廓墨”手法炮制的伪作。

  2月18日,到场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徐邦达弟子萧平、傅熹年弟子朱绍良(徐邦达和傅熹年均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组”成员)在内一致认为,就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提出的证据而言,尚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除非他们有新的证据。

  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止,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还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记者注意到,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均表示支持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并认为上博的“证伪”站不住脚,但没有人敢“证实”《功甫帖》就是苏轼真迹。“我只能说,《功甫帖》非常接近真迹。”朱绍良说。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历来是世界性难题。据朱绍良介绍,在最权威的《宋画全集》中记载的900多件书画里,超过95%也是推论为“真迹”。“比如《清明上河图》,谁敢肯定就是张择端真迹?光乾隆皇帝就收藏了4幅,但又谁敢说故宫所藏《清明上河图》有假?”

  据了解,中国宋元书画存世稀少,在国内也是寥若晨星,国内外不少博物馆将宋元书画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宋元书画的多寡甚至决定着博物馆在业界的地位。正因如此,古书画鉴定界一直信奉“宋元宽、明清严”的原则,不敢轻易“证伪”宋元书画。

  台湾书画研究者陈萧羽认为,针对古书画鉴定,“存疑”是主观的,但“证伪”必须是客观的,需要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支撑。他认为,在更完美的《功甫帖》出现之前,“从旧说”是最可接受的方式,在少数被证实为“真迹”和可被证明为“伪迹”之间存在大量的模糊空间,需要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在未来被验证。

  急需成立面向社会的权威鉴定机构

  自上博专家去年年底发声质疑以来,身处舆论漩涡中的刘益谦已公开发表了6次声明。尽管他认为“这是个好事情,对《功甫帖》真伪的争议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随着争论的升级,还是让他“身心俱疲”。

  刘益谦说:“现在艺术市场谁都可以说话,嘈杂无序。希望《功甫帖》真伪之辩不要成为一桩悬案。”

  作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权威,“七人小组”的鉴定曾经一言九鼎。“他们有丰富的书画鉴赏和古汉语知识,又曾经过眼过大量书画,多数人本身也能书会画,因而具备后辈无法企及的优势。”朱绍良说。

  但如今,随着部分成员相继故去,古代书画特别是宋元书画的鉴定变得更加艰难,急需国家有关部门成立权威的鉴定机构厘清古代书画的鉴定难题。

  据朱绍良介绍,国内目前最权威的文物鉴定机构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有100多名委员,但其所规定的章程是只对国家文博单位文物进行鉴定分类、评估级别,不面向社会。然而随着文物市场的活跃,社会市场鉴定需求越来越大,需要有面向社会的权威文物鉴定机构(包括古书画)出现。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也表示,尽管《功甫帖》的真伪暂时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定论,但由《功甫帖》所牵涉的中国书画鉴定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据新华社

  新闻链接

  大师徐邦达鉴定

  《功甫帖》为苏轼真迹

  徐邦达1911年7月生于上海,2012年2月去世。他集鉴定家、收藏家、书法家、画家、诗人、词家于一身,尤其专长于中国美术史和古代书画鉴定。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组赴各地文博单位甄别历代书画,徐邦达与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先生历时8年,完成了这一重任。

  在书画鉴定方面,徐邦达有个厉害的雅号“徐半尺”———鉴定书画时,徐邦达经常无需仔细看完整张画,而是在画轴才展开半尺之际,就可以说出真伪,被海内外奉为“华夏辨画第一人”。众所周知,《高呼与可》、《出师颂》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而这些绝代佳作,正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而对《功甫帖》,他也做出了是苏轼真迹的结论。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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