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谈到后来，经理问我，有没有可能在他们“转制”的困难时刻参一点股。他说：“我们商店的很多职工都是你的忠实读者，如果你能用写书的稿酬参一点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

　　我对这家老式百货店在大大小小新兴“超市”的包围下前途如何，毫无把握，但还是决定参股。对于经过盗版集团一轮轮洗劫后偶尔留下的一些钱，发现自己能够自由操纵，我享受着一种侥幸中的不计后果。但是，有时想到我和妻子两个已经不上班的人的今后生活，又觉得自己过于冒险了。

　　现在我陪着爸爸、妈妈站在这家百货店的马路对面却不敢过去，是出于一种冒险行为开始之后的慌张。年幼时慌张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不再慌张；年长时慌张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更加慌张。

　　后来听说，由于那位经理和职工们的努力，这家百货店起死回生，慢慢地拓展成了徐家汇商城。

　　但是，我始终没有告诉那位经理，当时我冒险入股并不是由于他的悲情动员，而是出于一个记忆。这家老式百货店曾经挂过油腻腻的黑色棉帘子，一个浑身淋湿的大学生用三元钱买得一包棉衣，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又回到了深圳。

　　在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本来，我作为当代世界唯一亲自贴地考察了人类全部重要古文明遗址的学者和作家，是打算在发表那些考察笔记之后，开始写一些重要作品的。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开始就中止了。因为在“伪斗士”长年不息的鼓噪中，在亲人们遮遮掩掩的泪眼中，我无法进入预期的写作。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写一些毛笔字。这一写，又回忆起了小何老师要我们用两页小楷换借一本图书的往事。那个最小的图书馆，我的阅读的起点。当时我不明白阅读也会有终点，现在，写作和阅读的终点都已同时出现，那就保留小何老师教给我们的另一项本事，写毛笔字吧。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我写毛笔字。我抬头看她一眼，说：“你有那么多观众，我有那么多读者，但一转眼，我们找不到他们了，他们也找不到我们了。”

　　我们两人，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

　　有时，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那摇篮正挂在水边的屋檐下。

　　山黑了，

　　水白了，

　　天边的渔船不见了，

　　山上的小庙坍掉了。

　　外公提着灯来了，

　　和尚打着伞来了。

　　灯灭了，

　　伞断了，

　　外公又在咳嗽了，

　　和尚又在念经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那一天，是2002年10月17日。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却一直张着嘴，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讲完。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让嘴慢慢闭合，但一松手又张开了。最后，当妈妈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闭合了。妈妈轻轻地抚摸着爸爸的脸，很快又抽回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因为她知道隔壁的几个病房都在抢救，不能让那些病人听到哭声。

　　从医院回到家里，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沓又一沓，一袋又一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