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蔡天新，１９６３年出生。曾是山东大学少年班大学生，２４岁获理学博士，３１岁晋升教授，３３岁成为ＣＣＴＶ“东方之子”。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又是一位诗人和游记作家，至今已出版游记三部曲：《飞行，一个诗人的旅行记》、《欧洲人文地图》、《英国，没有老虎的国家———剑桥游学记》，数学三部曲：《数字与玫瑰》、《数学与人类文明》、《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等著作近２０部。

　　年前，他应邀参加鄞州书城举办的“悦读沙龙”，作题为“带着数字与玫瑰旅行”的讲座。

　　□记者 陈晓旻

　　记者：以您的经历看，您是很小的时候就被称为“天才”的人，您对自己的评价怎样？

　　蔡天新：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所谓的“天才”，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一些成绩，或者说，我把时间安排得比较合理。我从未跳过级，只是那时学制短、我上学早而已，这也使得我适时保存了体力和好奇心，在大学时代才发力用功。当然我比许多人幸运了很多，我的努力好像都有了回报，比如现在我的文章几乎都成为书出版。而我在旅行和写作的同时，又在数学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绩。

　　记者：喜欢旅行某种意义上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比如您的手绘地图？

　　蔡天新：是的，旅行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我对方向感有一种迷恋，其中的表现就是收集地图和绘制地图。单份的地图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集，算起来大概有五六百份，此外也收集飞机上航空公司的杂志，因为上面有飞行路线图。

　　我自己一直坚持画旅行图，第一次和母亲去探望外婆、第一次去县里参加象棋比赛、第一次远途郊游，这些在我第一本手绘地图里都有记录。绘制地图一直是我保存梦想的方式，10岁以后，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每次游历归来，都会按照比例尺，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画旅行图，那上面还记载着抵达的时间、地点和同行的人物。现在，我已经画到第五本，上面的路线图标识清晰，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一目了然，修改的地方还用修改液细心地擦去重新写上。

　　第一次绘制地图并不是我自己的旅行，而是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来到杭州。这件事触动了我，我通过报纸上的消息在简陋的笔记本上画下他的访华旅行图。对９岁的我来说，倍感好奇的是：总统先生的飞机是如何飞越太平洋的？我拿起一本世界地图，用一亿分之一的比例画下总统先生的飞行路线：华盛顿、夏威夷、关岛，看上去好像是要慰问驻扎海岛的士兵，却忽然避开公众的视线，转向西北方飞行，飞向中国。

　　从此，我对地图的好感与日俱增，有时看了村里露天放映的战争电影，我就拿一张地图挂在墙上，找来几个邻居家的小伙伴，学着影片里指战员的样子在地图上比划，好像自己成了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尼克松走后，西德总理施密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外国首脑相继访华，他们的行踪也被我一一画成小地图。后来，我不再满足于画下那些政府首脑的飞行路线，终于开始描绘自己的旅行图。

　　记者：您的身份很有意思，诗人和数学家，旅行和研究者似乎是很难完全统一，这种跨界对你做学问、写作有何影响？

　　蔡天新：我最骄傲的当然还是数学成就。其实两者有许多相通之处，数学和诗歌都需要想象力，都简洁、智慧。最有吸引力的一点是，数学和诗歌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活动，因此几十年来我乐此不疲。我倒是觉得，假如我缺少了其中一样，身体的各个部位会难以和谐相处。

　　我早些年喜欢用双行体写诗，这有点像代数中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味道，体现了一种均衡的美。而一首好诗的标准应该是有所发现，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诗眼，这与一篇数学论文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数学家与诗人：惊人的对称》，这种“惊人的对称”在于，“每一门科学只有当可以用数学来表达时，才是真正的科学；同样，每一种艺术也只有当渗透出诗意的美感来，才能称得上是艺术。这就是为何莫扎特被誉为‘音乐家诗人’，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

　　任何艺术形式都需要诗意。我常打一个比喻：“如果说数学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那么诗歌便是我可以随身携带的家园。”诗歌或艺术对我数学的影响，在近年集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去年，可能是我数学做得最好的一年。我的思路忽然全打开了，把好几个非常重要的经典数论问题都做了新的诠释和拓广，得出了不错的新结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兴趣。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我把诗歌和艺术的想象力用回到数学中来。

　　记者：您曾经说，因为缺乏想象力，我们离家远行。旅行是您一种独有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吗？

　　蔡天新：很多人有不同的启发自己的方法，或者说是维护自己激情的方法。爱因斯坦小提琴拉得很好，但是在中学、大学读书的时候成绩都很一般，都没有毕业，不断地换学校、换国籍，毕业以后只是在专利局做一个小职员，业余时间发明点儿东西。他要做发明这样伟大的工作，必须要有激情推动他。他维持（激情）的方法就是拉小提琴，我是这么认为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没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做，我就喜欢把自己当作旅行者，从一个线到另外一个线对着地图画，这个是我保持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有一个美国女士叫伊丽莎白·毕谢普，我曾经给她写过传记。她有一句诗是这样说的，是因为缺乏想象力，才使我们离家远行，来到遥不可及的地方。我想可能每个人都是如此，旅行可以帮助调节你的状态，让你处在一种比较自由的境界，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记者：给我们讲讲您旅途中的难忘趣事。

　　蔡天新：太多地方，太多故事。我在《数字与玫瑰》的书背上有句话：“我以为，每个年轻人（包括心灵年轻的人）都应该在有生之年去一次欧洲。”在欧洲，２６岁是青年的一个界限。在此以前，使用火车等交通工具可以打对折，无论是否大学生，无论来自哪个国度。至于青年旅店，在上个世纪某些地方还有年龄限制，现在已全部放开。而在南欧的一些国家，还有坐落在市中心的家庭旅店，甚至比青年旅店更实惠，这些都鼓励青年人去看世界。我本人去过欧洲２０多次，从没有厌倦；还有拉丁美洲，我在那里有美好的记忆。最难得的是，过去１１年里，我曾６次到达非洲，但对非洲我还没有写过东西，准备去了７次后再动笔。至于遇到触动的人或事很多，有些已被我写进书里了，很多经历都可以在书中找到。

　　要说最难忘也是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在南美洲，在去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旅途中，忽然飞机遇到气流直线下降了几百米，正在供应晚餐的空姐跌倒在过道上，当时的情况很恐怖，我们都以为飞机要坠落了！有一阵子我几乎对乘飞机产生了“恐慌症”。后来，我去澳大利亚看一个同学，坐在公园的草坪上，正好面对机场，我看到夕阳下飞机平稳地起降，上下自如，忽然释然了。

　　记者：您好像喜欢独行？为什么？独行的乐趣在哪？

　　蔡天新：大多数时候我是一个人旅行，更自由也更随意。对我来说，结伴而行很难找到灵感。因为结伴而行需要安排好行程。在我一个人的旅行中，飞行是诗歌生产的加速器，空间的移动带来更多的灵感，因而旅行是集中写作的好机会。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之后，在去参加立陶宛诗歌节的飞机上，从法兰克福到维尔纽斯的两个小时行程里，我写了十首诗。因为进入一个状态，你就不会跟邻座说话，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还有，我认为旅行里有即兴的东西会比较有意思，如果什么都安排好了，就变成了一个旅游者。我从不买旅游攻略书，因为没有它更富神秘感。就像上次去东非，本来是荷兰人邀请我去作学术访问，遇到国庆节，我给自己放了假，就用荷兰人给的剩余的钱买了机票。

　　肯尼亚那边没有认识的朋友，但我认识的南非诗歌节的主席跟那边熟悉，所以一到内罗毕就有一个报社记者兼笔会会长来访。他带我去见内罗毕大学的一位英文教授和一位法文教授，我各送了他们一本英文版和法文版的诗集，他们一看很喜欢，就邀我作了一次讲座和朗诵。本来那个记者要带我去东非大峡谷，但那天车子出了问题，于是我直接去了乌干达，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能去那么多国家，结果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了。

　　在途中遇到了中国的维和部队，搭他们的车子从刚果返回布隆迪，连海关都没过。我回来的时候也不走老路，从坦桑尼亚飞回荷兰。在阿鲁沙，一位诗人给我开了一个诗歌朗诵会，来了不同国家的诗人和音乐家，还有很多听众。我在坦桑尼亚拍摄了许多抽象作品，这或许是那次旅行最大的收获。

　　记者：摄影是记录旅行的另一种方式，您的镜头通常对准什么样的人？

　　蔡天新：起初，我拍照是为了回国给亲友们看，比如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两次美国之旅，大多数照片属于“到此一游”。也就是自己站到风景前，请友人或旁人代为拍摄。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我应邀为《书城》杂志开设游记专栏，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依次连载了印度次大陆、地中海和拉丁美洲之旅，几乎每期都有我拍的照片，有的还被整页或半个页面刊登。得到鼓励以后，拍照渐渐变成了摄影，从单纯的记忆方式变成了文字的有益补充，甚或独立存在的画面，但还没有当成一门艺术。２００９年深圳摄影展以后，情况多少有了变化。

　　我喜欢拍摄处于某种特定风景中的人物的自然状态。不是那些精英阶层或知识分子，而是一些普通人，尤其是老人、妇女、青年、儿童。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又被抽象的事物吸引住了。我觉得摄影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反应、判断和选择。先是一个画面引起你的大脑反应，接着在短时间内判断是否有意义，然后迅速选择最合适的构图拍摄。这其中判断尤其重要，对我来说，诗歌在其中起了指导作用。每年年底我都会给自己选出各种类型的１０幅照片。

　　记者：能不能以数学家的眼光来评价一下我们当下的文学？

　　蔡天新：我比较喜欢沈从文的小说，像《边城》那种描写人性的，很纯粹很打动人，这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的问题。莫言的小说很好，但是写得复杂一些，有些语言掩盖了内容。

　　拉美的文学特别是诗歌非常纯净，很吸引人。一个人只有心灵自由的时候才能创作出比较纯粹的东西，否则总是想要取悦读者、取悦媒体、取悦出版商，这样的话你肯定会受到影响。

　　记者：因为文理分科，我们的大学教育中科学和人文往往是分开的，您在教学工作中是否也很注重培养学生人文方面的素养及爱好？ 　　

　　蔡天新：应该说是的。我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法国数学的良好传统，即人文主义精神。巴黎有100多个街道、广场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２０个街区也是以双曲螺线依次排列并用阿拉伯数字命名，甚至有不少法国数学家都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如笛卡尔、帕斯卡尔、庞加莱等。法国人把数学看成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东方人往往对数学和数学家有着一种天生的偏见，认为搞数学的人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在这种氛围下，大数学家很难层出不穷地产生。自然科学缺乏人文精神，很难产生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