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的瑕疵，就会非常兴奋地轻易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所有的“从者”又变成了他的庞大卫队，把他遮盖和隐蔽，使他非常安全。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即使到了应该受到惩罚的时代，也可以随时寻找到新的攻击对象。新的攻击一旦开始，那个魔幻程序再度重复，攻击者又一次金袍披身，从者如云。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 

　　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非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的学生和读者又对我们的辛辣手段津津乐道、竞相模仿，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这里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助威呐喊。仅此而已。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您显然不满意我把自己说老，横了我一眼，却没有作声。 

　　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 

　　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 

　　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身成为“文革”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边疆新苗》的作者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伪斗士”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我翻到过你写的两个剧本，都没有读完。听说你还在一家大型企业的厂报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散文，我没有看到。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伪斗士”，他们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再联想开去，近年来不断在报刊上骂骂咧咧地制造各种事端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背景。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四人帮”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