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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得好！”这是电话里传来的支持，打电话的是齐华。 

　　“你看，隔天一个美国女演员再说上天惩罚中国，也就被你预先骂进去了。”齐华说：“但让人生气的是，几个中国文人还在网上胡闹，包括两个一直诽谤你的人。”

　　“他们在胡闹什么？”我问。 

　　“他们散布谣言，说这次地震是建造三峡大坝引起的，要求审判决定建造的高官。还说地震死亡人数只报了十分之一，被政府隐瞒了十分之九。又说全国的捐款已被政府官员大笔贪污……总之，他们一心要把这场生死抢救，变成政治斗争。”

　　“有人相信吗？”我问。 

　　“有。”齐华说：“我看到大学里不少知识分子对救灾行动从一开始就保持距离，本能地相信谣言。普通民众也有相信的，听说这两天的献血、捐款都受到了影响。”

　　放下电话我就对妻子说：“灾难中的谣言和挑拔，就像一场核裂变，后果无法想象。明天我就去灾区，一定要用亲眼看到的事实，揭穿那些谣言。”

　　一到灾区，处处震撼，很快发现这儿有很多事情需要文化人来做，可惜文化人来得太少。 

　　例如，有的灾民背着自己家人的遗体长途跋涉，这非常令人感动，但从防疫的角度考虑，一定要上前劝说，请他放下。他坚决不放，周围的民众又激情地站他一边，这就需要运用文化理性，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 

　　又如，堰塞湖危在旦夕，几十万人必须撤离。但是那么多已经受伤的灾民不愿远行，那就必须一千遍、一万遍地含泪劝说，小心搀扶。 

　　那天，两位救援医生告诉我，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举着孩子的照片在跪地请愿，要求惩罚倒塌建筑的承建者。医生说：“他们举着孩子的照片，就像灾民背着家人的遗体，是一种特殊的悼念方式，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毫无疑问，必须尽快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精神阻断。可恨的是，网络上有些人企图借此闹成政治事件，说这次地震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离开医生的帐篷后我一个人在路边想了很久。32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潜居在浙东山区，偶尔下山看到街上贴着的报纸，标题都是“批邓抗震”，而且一定是把“批邓”放在“抗震”前面。到处还在开批判会，也说不是天灾，是人祸。很多农民还以为，地震是邓小平带着几个“当权派”钻到唐山的地底下引爆出来的。现在，类似的论调又来了，把政治对抗放到了生死救灾前面。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次救灾中的表现，一点儿也不比外国差，可以比较。 

　　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政治。实际上我在辞职之后二十年已经彻底远离政治，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经常有一些政治口号人人皆知而独我不知，闹过很多笑话。但是，远离政治并不是远离真实，远离理性。我前些天也主张立即从法律上严惩建筑罪人，但到灾区一看，就知道很难以倒塌来论罪了。这话，应该告诉那些家长。 

　　康德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当晚我就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家长》，请人帮助在网络上发表。我说了两个要点———

　　一、你们的悲痛，也是我们的悲痛。但是此刻请你们听我含泪劝说一句：巨大的天灾尚未解除，紧张的抢救火烧眉毛，堰塞湖的危机悬在头顶，请你们赶快站起身来，与医生一起，回帐篷休息；

　　二、我呼吁有关部门尽可能在废墟中寻找劣质建筑的实物证据，从法律上严惩相关的不法之徒。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房屋都倒塌了，倒塌现场又因抢救而经过多次翻扒，要从法律证据上论定倒塌的罪责可能有很大难度。因此，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对于一切有关人民生命安全的事情，必须尽快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 

　　我的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三位家长给我写了感谢信。他们说，有一批家里伤亡比他们更严重的灾民，也来参与了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