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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预期，那几个“伪斗士”在网上对我骂成一片。据齐华在电话中说，他在大学资料室里看到，香港和美国的好几家华人报纸，都参与了对我的声讨。声讨的内容，都是说不该劝说那些家长，一劝说，就成了“中国政府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意思，必须让那些家长不回帐篷，不受治疗，不怕瘟疫，不理堰塞湖，一直跪在那里，完成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对抗。 

　　我在电话中对齐华说：“你看，我只是对灾民劝说几句，他们就群起攻之，这算什么‘言论自由’？那些家长太可怜了，我们还要帮助下去。”

　　齐华说：“更麻烦的是那么多网民，只看那些人的诬陷，不看你的文章，齐声起哄，你在一夜之间又成了全国的罪人。”

　　我说：“这些网民也可怜，另一种可怜。”

　　这件事情到后来变得更加怪异，国内一些报纸也都纷纷追随“网上民意”来围攻我。北京一家大报在总结2008年中国文化界的十大坏事时，把我对那些灾民的劝说，列为第二名。上海的一家文学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对此我哑然失笑，心想政府正该快一点与那么多报纸脱钩了。如果这些报纸仍然被尊为“政府喉舌”，那不就等于政府自己在宣布，五一二地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我没有心思去理会这些声讨，只在做一件事。 

　　在都江堰灾区的废墟上，我曾见到一些粘满泥污的卷曲书籍。轻轻地捧起它们，我想，它们的阅读者已经走了，但阅读还要继续。正在这时，六七个路过的中学生认出了我，他们的课本里有我写的《都江堰》。 

　　一个学生拉着我的手问：“余老师，您在《都江堰》那篇文章中特地写了‘地震前兆’四个字，是不是有预感？”

　　我说：“不。我怎么可能有这种预感？那只是形容水声。”说着，我把他们拉到一起，问了每一个人家里受灾的情况，然后对他们说：“除了那水声，这里还会有三种声音。现在的抢救声，今后的重建声，最后，是你们的读书声。”

　　他们非常懂事地点头。看着他们的小脸，我即刻在心里做了决定：必须在这里捐建几个学生图书馆，每一本书都由我自己挑选。 

　　先向一个企业家咨询，如果要建一个图书馆，不少于一万册书，再配备现代的电子网络设备，要花多少钱。这位企业家说，要算一算。过两天他却告诉我，他身边的同行都愿意参与，要多少资金都可以立即汇到。我当即拒绝了，并说了拒绝的理由。我是由一个最小的图书馆开始迈步的人，这次要启动一个纯个人的循环圈：借书———读书———教书———写书———捐书……可以相信，从我现在要捐建的图书馆出发，还可能会有学生重启这个循环圈，然后再一圈圈、一代代循环下去。

　　回上海与妻子商量，我们现在可以在剩余的稿酬中捐出50万元，用最精打细算的方式购买图书和设备，大概可以建三个学生图书馆。我悄悄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把那笔钱交给了他们，关照他们低调实施。在我看来，向灾区作任何捐献，都不应该张扬。因此，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次电视捐献仪式。 

　　捐建图书馆的事，我甚至连自己的助理金克林也没有告诉，因为他历来被媒体关注，为人又诚实，容易说漏嘴。但是工作小组的行动还是引起了注意，一个记者不知在哪张报纸上猜测我可能要出20万元捐建希望小学。后来有人问起，我仍然没有透露实情，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我和妻子在慈善活动方面的心愿。 

　　我捐建的三个图书馆，设在灾区的三所学校里。三所学校灾后重建的校舍都将在2009年9月1日开学时投入使用，我的图书馆应该早一点，在8月底之前建成。这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紧张过程，除了不断地选书、寄书，还要选购电脑、摄像机、投影仪等设备，原来捐出的款项已经超过。这期间，我又到灾区去看了那三所学校，在操场上对每所学校的学生们作了演讲。 

　　与此同时，我还为灾区余家远祖古羌寨的重建者写了两个大字：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