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12版:副刊/连载 上一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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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1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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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屋

  鲁建土 

  

  我的祖屋在四明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耸立于村庄的中央,是一幢五间两层的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粉墙黛瓦,东西各有两间平房,连着前面一排小平房,组成了一个小四合院。最东南边的一间是全院进出的墙门,村里人都称祖屋为“墙门里头”。 

  墙门是两扇厚重的木大门,安在房子的正梁下,南边的墙是马头墙。门外两边各有一块石坐礅,左边一块像“嫁妆箱子”,但要高一些,右边一块是条石,一头大一头小,有20多厘米高,可以并排坐三人。门背后还有一块石坐礅,呈“鼓”形,直径有三四十厘米。小时候,我们夏天乘风凉,冬天晒太阳,在嬉笑中年复一年,留下了许多温馨的记忆。 

  跨过厚实的木门槛往里走,天井中铺满错落有致的鹅卵石,细看还有精致的莲花图案。硕大的界沿石经几代人脚底的摩擦和雨水的冲刷,早没了棱角,在阳光下泛着青光。五间正房的中间是个堂前间,是院子里操办婚丧喜事的地方,我们喜庆过,也悲伤过。听长辈讲,这祖屋是我爷爷的爷爷建起来的,到现在已有130多年了。先祖是开染坊的,靠着勤劳和诚信,苦心经营好多年,才积累了财富,造了这么一座四合院。 

  先祖育有三子,大房分在东首两间,俗称“青龙首”,二房分在堂前的西首,我爷爷的父亲最小,住在最西边,俗称“白虎首”。堂前楼上大房二房各居了半间。童年的记忆里,院子里人丁兴旺,热闹非凡。父亲生了三子二女,住在最西边,人口最多的是隔壁大伯,有五子一女,东头堂兄有一子三女。那时候,大伯是生产队长,我二哥是记工员,院子里实际上是生产队的政治文化中心。每年过完元宵节,一年的农活就开始了。墙门背后的石礅被搬到堂前间,大人们轮番用木榔头拍打石礅上的麻,然后在廊下精心制作春耕的牛绳索,“嘎吱、嘎吱”,打绳时的轱辘声总要响上好几天。我家的晚上特别热闹,社员都来我家记工分,父亲特意在城里买了一只20瓦的日光灯,木头做的灯罩上还糊了香烟里的锡箔纸,比电灯泡明亮多了。大人们终年辛勤劳作,换来了全家的有吃有穿。山里人容易满足,虽日晒雨淋,苦不堪言,但脸上始终洋溢着憨厚的笑。 

  墙门里头的小孩亲如一家,虽然叔侄、兄妹年龄相差无几,但规矩甚严,叔是叔,兄是兄,不可直呼其名。当时,各家都不富裕,但小孩子今天走东家,明天串西家,往往走到哪吃到哪,亲密无间,其乐融融。谁家收获了新鲜蚕豆、六谷、花生等土特产,会叫小孩大碗小盆分给各家去尝鲜。 

  早年嫁出去的姑姑、阿姐、阿妹回娘家,各家争着待客,有时为争待一餐饭、一顿点心,闹得面红耳赤,进了院子的门,就是一家人。院子里一家的朋友,也是大家的朋友,都肝胆相照,真诚相待。院子里的人都忠厚老实,偶有疙瘩,也没有隔夜仇。遇上造房婚丧喜事,大伙不请自到,自愿出钱出力,同喜同悲,念的是那份“情”,为的就是这个“亲”。 

  我14岁那年,我们兄弟分了家,我和父母搬离了祖屋。再后来,我来到了城里。一晃30多年过去,祖屋已今非昔比,没了原先那份热闹,院子里的后代,有的在别处另建新居,有的移居城里,有的留在了他乡。祖屋因少人住,已日渐破旧,只有已退休的堂兄夫妇守在祖屋里,平时种点蔬菜,搞些花木,既锻炼身体,又陶冶情操,闲时看看电视,读读报纸,安度着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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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