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山堰

月湖

水则碑

东钱湖 　　本版摄影 龚国荣

　　主讲人　江海　

　　生于上世纪７０年代，青春年华奉献于国防事业，本世纪初成为“新宁波人”。业余时间以读些闲书、写点短文为乐趣，曾在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上百篇。

　　水是生命之源。水滋润万物，孕育文明。然而，水虽至柔，善利万物而不争，有时却又桀骜不驯，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甚至造成巨大的灾难。为了趋利避害、繁衍生息、传承文明，在和洪水斗争中，人类逐渐学会了修堤筑坝、开渠造河，顺水之性、疏川导滞，与水共生共荣。

　　宁波濒水而居、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名，域内江海互通、舟楫往来，河网密布、水系发达，三江交汇、气势磅礴。奔腾不息、注入东海的江河之水，赋予了四明大地灵气，促进了宁波的兴盛和文化传承，也涵养了宁波的城市文明。有了水的滋润和承载，宁波才得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勤劳的宁波民众，对水的认识、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从未曾停止。一部兴水之利、除水之害的治水史，贯穿了整个宁波的发展史、文明史。

　　我国四大古水利工程之一

　　———它山堰

　　位于鄞江镇西侧的它山堰，修筑于樟溪与鄞江的相接处。它山堰因山而名堰，距今已有１１８０余年历史，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古水利工程之一，可与郑国渠、灵渠和都江堰比肩。

　　唐太和七年（８３３），山东琅琊人士王元暐任鄮县县令。踏上四明大地伊始，王元暐深入四乡体察民情。经实地勘察，发现此地“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酾泄出海；泄卤之水，冲接入溪”。洪水季节更是“来则沟浍皆盈，去则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于饮”，黎民百姓深受其苦，遂下决心修建水利工程，以化水害为水利。“王历览山川，相地之高下，察它山水道所历乃喉咽之处，拟筑堰以断咸潮”。

　　公元８３３年初夏，经过一番筹备，它山堰水利工程正式上马。四明山下的百姓众志成城，在巨流之上截溪筑堰。数以几十万计的人工，无数日夜的肩扛手抬，一座长１１３．７３米、面宽４．８米、高程３．８５米的堰体终于筑成。

　　此后，沿江的“乌金”、“积渎”、“行春”三座碶闸等配套工程又得以续建。这样，涝时开闸排洪，旱时顶潮纳淡，鄞西河网的水量可以科学调配，鄞西平原农田用水得到了保障。

　　据《鄞江水利备览》记载，它山堰“堰身中空，擎以巨木，形如屋宇，每遇溪涨湍急，则有沙随实其中，俗谓护堤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堰低昂适宜，广狭中度，精致劳密，功侔鬼神”。

　　它山堰历经千余载的风雨侵袭、洪水冲击，至今堰身稳固、风貌依然，仍造福四乡百姓，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城中十万百姓的生活水源———月湖

　　月湖，古称西湖，亦曾称鉴湖，与海曙楼（鼓楼）一街之隔。这里，历史遗存众多，人文气息浓郁。徜徉于美景与秀水之间，似乎难以想象，这方钟灵毓秀之地，曾经是宁波历史上重要的水利工程设施。

　　关于月湖形成的年代，尚无统一定论，有说是开凿于唐贞观年间（６３６）。宋大学士舒亶所著《西湖引水记》是这样记载的：“鄞县南二里有小湖，唐贞观中令王君照修也。盖今里所谓细湖头者，乃其故处焉，湖废久矣，独其西隅尚存，今所谓西湖是矣”。

　　据记载，唐太和七年（８３３）年，鄮县令王元暐兴修水利，“导它山之水，作堰江溪”，并引流入城，潴为日、月两湖，民得其利。

　　五代吴越王钱镠次子钱亿于乾祐二年（９４９）任明州郡守。后吴越臣服于宋，钱亿被封为奉国军节度使，仍驻明州。他驻节明州十余年，对月湖作了较大规模的疏浚，“洲岛为之四出”，月湖面貌基本形成。

　　北宋嘉祐年间（１０５６－１０６３）钱公辅知明州，仿杭州浚治西湖之法，挖淤泥屯土修堤（偃月堤），栽花植柳。

　　宋元丰年间（１０７８－１０８５），“因其旧”，明州知州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又发动兵民大举浚湖。引它山堰水从望京门入湖，成为城中十万户日常生活的主要水源。

　　宋元祐八年（１０９３）户部郎中刘淑守明州，适大旱，乃率众浚湖，沿岸遍植松柳，浚湖积土，堆置扩建月湖十洲，居民得运载、灌溉、饮用、洗涤之便。《宝庆四明志》记述月湖：“纵３５０丈，横４０丈，周围７３０丈有奇。”

　　宝祐五年（１２５７），主政宁波的沿海制置大使、庆元府知府吴潜组织民力，在月湖南北构筑碶闸。城中水利也相继修浚，以至“沟血脉连”、“家映修渠，人酌清泚”，形成了以月湖为核心的城市水网系统。

　　建炎以后，宋室南迁，月湖十洲成四明故家大族择居佳处。此后，又成了文人墨客的荟萃憩息之地。清澄的月湖之水，促进了浙东学术文化的繁荣和传播。

　　到了清代，月湖日益淤塞，湖床变浅，面积大为缩小。据《鄞县通志》记载，至清初，月湖“广长减十之六七，而所有汀洲岛屿，不可复识矣。”至清光绪时，十洲中东西两岸六洲，已失去昔日面貌。直到１９４９年后，月湖才逐渐得以恢复，特别是上世纪９０年代末的大规模疏浚改造，使月湖旧貌换新颜。

　　排涝防洪的“点睛之笔”———水则碑

　　水则，即中国古代的水尺，又叫水志。现存于海曙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的水则碑，实际是月湖水利工程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点睛之笔”，在宁波水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水则碑的设立，是吴潜的一大创举。

　　吴潜（１１９５—１２６２），字毅夫，号履斋。宁宗嘉定十年（１２１７）举进士第一。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春，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主政宁波。

　　他到任当年，在今鄞江镇东首修筑洪水湾塘，为阻隔江河之巨防，并修砌长十余公里的“吴公塘”。翌年至开庆元年（１２５９），于宁波四乡全面整治碶闸堰坝，后在平桥河创建“水则亭”。

　　水则亭内设立水则碑，镌刻“平”字于石上，成为全城统一的“水则”标识。同时，他颁布政令，规定城外所有碶闸均视“平”字之出没，为启闭潴泄之标准。

　　他还亲作《平桥水则记》碑文，申述伐石、榜书“平”字之由，强调碶闸是四明水利之命脉。他在碑文中感慨道：“余三年积劳于诸碶，至洪水湾一役，大略尽矣……平桥距郡治，巷语可达也。然于此郡之丰歉不能忘，故置水则于平桥下，而以‘平’字准之，后之来者，勿替兹哉！”吴潜设立的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统一调度的目的。

　　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宁波知府郑威，利用水则亭旁的空地构筑社学。百余年后社学不存，水则碑埋没于瓦砾之中。

　　清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观察陈中孚疏浚城河，以平桥为水道要口，拓宽河道，南岸开至小街旁，掘出原来的河磡，水则“平”字碑石从古址瓦砾中寻获，重加修葺，立于原处。

　　到了近现代，水则碑再度沉埋地下，直至上世纪末，在月湖历史文化景区建设过程中，经文物考古部门勘查和清理发掘，使之重见天日。这个古代城市水利工程的宝贵遗存，为研究水利发展史和建设城市排涝防洪工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要识此湖功利溥———东钱湖

　　东钱湖，历史上又曾被称作“鄮湖”、“钱湖”、“东湖”、“万金湖”、“西湖”。东钱湖四面环山，山水环抱，有七十二峰荟萃，七十二溪奔流，依山势蜿蜒汇聚成湖。

　　上古时期，东钱湖为海迹天然泻湖，后因四明山向东入海的余脉隆起而阻隔了与海的联系，成了浙江境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原有谷子湖、梅湖和外湖组成。

　　东钱湖作为鄞县东乡重要的水利工程，历代的地方主政者都曾组织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疏浚和治理。如唐天宝三年（７４４），县令陆南金曾主持浚治开拓。北宋天禧元年（１０１７），郡太守李夷康曾主持重修。而最著名的，当属王安石的治湖功绩。

　　北宋庆历七年（１０４７），王安石任鄞县县令。上任伊始，正逢大灾之年，为百姓生计，他经过实地调查，即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订治水规划，并动员十余万民工开始整修东钱湖。通过“除葑草、立湖界、起堤堰、决陂塘”，“限湖水之出，捍海潮之入”，使“七乡三邑（鄞州、镇海、奉化）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南宋哲学家、心学代表人物袁燮曾作《望东湖》，感叹东钱湖的灌溉之利。他在诗中写道：“平生酷爱水浮天，每到东湖意豁然。要识此湖功利溥，旱时无限荫民田。”

　　自元代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东钱湖出现了“占湖热”。豪势之家急功近利，上书官府要求废湖为田，并以缴纳税银（官租）利诱之，都水庸田（水利部门）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清代学者全祖望这样记述：“大德间势家有以湖为浅淀，请以捺田若干入官租者，营田都水分司拒之，复请为湖……”

　　到了清代，范钦后人范光阳（鄞县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曾任兵部郎中）以独到眼光，从水利、农业生产和民生改善等统筹考虑的角度，提出了开发东钱湖的思路。他在七律《泛东湖》之中写道：“波添秋雨二十里，村隐夕阳几百家。当事城居忘水利，野人虾菜作生涯。肯除积葑为高岸，更插夭桃映晚霞。便与六桥相伯仲，西湖虽好未须夸。”隐含于诗中的主要设想是比照西湖的经验治理东钱湖，使之岸更绿、水更清、景更美，落脚点是当地民生的改善。

　　沧海桑田，一去千年，本世纪初，按照“城市之湖、生态之湖、文化之湖、休闲之湖”的目标定位，对东钱湖区域内的湖泊山岳、山林田地、建筑古迹、历史文化等各种旅游资源进行了综合开发，并组织了自北宋以来最大规模的疏浚和治理，使这个有着“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美誉的天然湖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其水利功能、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新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