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电影《红楼梦》

　　人物名片

　　龚应恬，１９６３年出生，浙江义乌人。１９９１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编剧专业。剧作家、电影导演、策划人。影视作品有《射雕英雄传》、《锣鼓巷》、《牡丹亭》、《疯狂的石头》、《第一书记》等２０多部；话剧《夜色迷人》、《与妻书》、《地产大亨》、《问苍茫》、歌剧《天、地、人》等８部。电影《彩票也疯狂》入围斯德哥尔摩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出版有传记《认识马俊仁》、长篇小说《在一起》、《尚方宝剑》等著作９部。 作品曾获“飞天奖”、“金鹰奖”、“‘五个一’工程奖”、“金马奖”、“华语传媒大奖”等。２０１２年由他创作并执导的昆曲电影《红楼梦》荣获第２９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

　　３月３日，应宁波尚方影视和宁波千懿文化的邀请，为他即将在宁波开拍的电影做前期研讨和准备工作。

　　□记者 陈晓旻

　　记者：听说您有电影将在宁波开拍？先给我们分享一下有关的情况？

　　龚应恬：这次来宁波是因为有两部电影在同时准备中，一个选择完全在宁波拍，还有一个则会在宁波取景。两个电影的剧本我都已经写好，也是由我自己来导演，至于哪个先拍，要看演员和资金到位的情况再定。一个是关于孩子题材的，暂定名为《谁动了我的蛋糕》。通过回忆的方式讲述孩子们之间相处、相识和成长的故事，故事里的孩子们从相互对立到相互理解和温暖彼此、呼唤彼此的信任。其实，这也是一部给成年人看的影片，严格地说，这是一个当代寓言，看似一个小小的话题，呈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内容。

　　另一部是职场电影《办公室疑云》。如今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疑虑之一就是人与人信任的缺失，电影要讲的是一个信任缺失的办公室。我将在和丰创意广场的办公楼拍摄。职场中的人们在经历一段怀疑的折磨后，表达出来了人与人之间对信任的渴求。创作这个电影源于我曾经看过的一个报道：在美国的５号公路，那是一条危险的沿海公路，一位老人每天在路上向来往的车子招手。知道这个老人在干嘛吗？他在提醒每个过往的人：别忘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哪怕只是微笑着打个招呼。

　　我一直觉得电影是触动灵魂的艺术，现在的影视太多娱乐的东西，所以我说中国电影只有构建，没有重建；只有无聊搞笑，没有热泪盈眶。我希望电影正如其他充满正能量的艺术，能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

　　记者：大多数观众最熟悉的大概是您担任总策划的电影《疯狂的石头》，它是以小投资得到大回报的样板，您自己觉得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龚应恬：其实，我不太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这个片子是宁浩导演的，关于成功的经验，最好去采访他。当然，我确实全程参与了这个电影，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这不是个说教的电影，虽然它是个娱乐的产品，但我们对剧本的锤炼经历了８个月，修改了３１稿，反复推敲。二，这是在没有压力环境下创作出来的愉快的故事。不管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是没有市场的压力和成败的顾虑下呈现出最好的状态创作出来的作品。所以它是一部我们自己无比放松无比开心，观众也觉得非常快乐、轻松的影片。后来我们一起创作这个电影的编剧都做了导演，但是大家的创作状态再也没有那时放松了。

　　《疯狂的石头》是小成本电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故事讲好，要认清楚自己的观众群，我们的市场是国内，我们的观众是市民，那我们要讲一些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把这个故事讲到让市民有认同感。另外从这部电影来看，幽默的元素很重要，观众喜欢的是更直白的幽默。

　　记者：很多演员演而优则导，那您也算是编而优则导，从编剧到导演的转身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龚应恬：编剧长期被导演“欺负”，被演员“欺负”，这其实是世界性的职业现象。编和导都自己来，有一贯始终的创作快感，起码可以避免曲解。其实国外的很多优秀导演，都是从做编剧开始的。如法国的吕克·贝松，美国的伍迪·艾伦，日本的黑泽明，还有中国香港的王家卫等，在国外，早就存在“电影作家”这一分类，但在国内，从编剧做到导演太难了，做了导演，坚持写剧本的就更少了。  

　　其实，编剧就是拿镜头写文章，这和用文字讲故事的方式不一样。在中国，之所以编剧成为导演难，或者编剧地位低，是因为编剧的创作和导演需要的画面感还是有距离的。从这点来说还要回过头来感谢《疯狂的石头》，之所以当时的编剧团队中的好几个人都成了导演，是因为大家的参与感特别强。

　　记者：国产电影的走向是很多人关心的，小成本电影已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走向，赵薇的《致青春》也票房热卖。在我们的电影市场上，电影的趣味和种类还是比较单一的，您怎么看待国产电影的现状和走向？

　　龚应恬：作为导演，谁都想拍大成本的电影，但我觉得这只是最初的愿望。终究，一部电影的好坏和成本没有关系，甚至一部电影的市场好坏和质量也没有关系，卖座的未必是好电影，有的很优秀的作品却没有观众，中国电影有时处在一种无法评价的状态。

　　那么，我就拍自己喜欢的电影。我们的思维和想法怎么走，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的本性；看完了热闹和娱乐，最终还是会回到关注灵魂的原点，对于真善美的需求。我想这是永恒的。美国电影这么发达，数量这么多，最后的好电影也没有多少，留下来的还是那些来自心灵深处、有根基有情感有热度的影片。

　　现在的国产电影大致走这么几种路子：主旋律影片、瞄准海外电影节的影片，还有就是大腕、大制作类型的，《疯狂的石头》以及我后来导演的《疯狂的彩票》与这些都不同。没有多少资金，成本还不及很多大制作的一个零头，根本请不起明星大腕，甚至没有办法从容地拍片。从这一点上来讲，国产小制作真的是非常艰难。

　　记者：您被认为是“中国十大编剧”之一，创作特别丰富，从小说到剧本，从历史的到现代都市生活的，有电影电视还有戏曲的，都特别受欢迎，您在选择题材的时候有什么要求？

　　龚应恬：我的标准就是能够打动我！我为什么要创作这个作品？因为我想告诉别人：丰富的内容，真诚的情感和一定的审美。只有真实、真诚、真情的作品才能感动人，打动人。这也许跟自己年轻时期的阅读有关，如其中《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作品，多角度、立体式人物的灵魂写生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很深。

　　记者：您编导的昆曲《红楼梦》荣获了第２９届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在国外也很受好评，编导这个作品最难的是什么？有什么创新吗？

　　龚应恬：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人也有一千部《红楼梦》。在我１０岁的时候，父亲就让我看《红楼梦》，但是当中一大半的内容都被他封起来了，我就把它偷偷地拆开来看，发现父亲不让我看的才是最好看的，尽管很多是不甚理解的。后来又专门看过几遍，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关于《红楼梦》的影视和戏剧有１４０多个版本，影响最大的是９８版的《红楼梦》。接受这个挑战，确实是把自己放在等待挨骂的风口上。

　　通过电影这种世界通用语言传播中国昆曲，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有６００多年历史的昆曲是“北戏之祖”，２００多年历史的小说《红楼梦》又是中国文化之巅，把两者结合起来确实很有难度。一部电影最多两三个小时，如何浓缩呢？当时开拍到第七天的时候，我忽然后怕，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昆曲和《红楼梦》的理解储备不够，但是制片方告诉我别无选择。

　　最好的表达就是最简单的表达、最直接的表达。但它绝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我要拍的应该是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片子。于是我用电影的艺术手段来为昆曲服务，让昆曲唱、念、做、打之美完整地呈现于电影，并尽可能留住原著的文学性和社会性。影片不局限于宝黛爱情，还全景式地展现了荣国府从盛到衰的景象。

　　当时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邀请，作为非遗项目的代表，昆曲《红楼梦》来到英国伦敦首映。因为时间匆忙，我们在现场只播放了１８分钟的片花，可是没有想到３００个座位的放映厅有５００多位观看者，很多人是站着看的，１８分钟的放映结束后，全场的掌声长达５分钟之久，我们也非常激动，没想到那么受欢迎。我觉得这是中国戏曲的魅力震撼了大家！

　　国内的首映放在了北京大学，本来我非常担心会冷场，没想到大家对这个将近三个小时的电影反应异乎寻常的热烈。这个我们辛苦了三年的作品最终获得了第２９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可惜的是院线对这部电影没有信心。

　　记者：听说您的创作积累一部分来自于您的收藏爱好，有什么故事和体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龚应恬：最初喜欢收藏的动机是写作太辛苦，作为一种精神的调剂。我从小就喜欢收藏，曾经学过画画，高中毕业的时候还学过木匠，今天给我一套工具，我就能打出全套的家具来。在我看来，家具的构成就跟电影的构成一样，有结构、审美、色彩、节奏、味道等。

　　因为写电视剧，我又爱看历史书，收集的很多东西都贯穿在历史中。所以对我来说收藏不但不会丧志，反而可以扶志养志。　　　

　　记者：美剧、英剧的题材五花八门，涉猎很广，而中国的创作跟风严重，您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龚应恬：有空时我也会看一些国外的好片子，比如英国的《唐顿庄园》，美国的《国土安全》、《纸牌屋》，韩日的一些剧本也不错。中国生产了这么多电视剧，但是几乎可以说２０１３年没有一部精彩之作，整个电视剧市场都出现了迷惘。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视剧是观众喜欢的，我觉得主因是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不是按照文化产业的特性，比如重视文化内涵等，而是当成一个单纯的投资产品，而决策者往往是外行，这就出现了跟风现象，如古装剧热播，大家全都上古装的，导致题材匮乏，原创力缺乏。本以为跟风是最安全的生存方式，但大家一起都来抄袭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现在一部优秀的电视电影作品，除了传统媒体上有好的收视率，还需要在网络新媒体有很好的收视率，您怎么看待收视率？

　　龚应恬：站在良性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在意收视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说心里话：让收视率见鬼去吧！因为收视率是中国影视走向恶俗的始作俑者，很多影视作品因此丧失了基本的文化底线，文艺作品变得低俗、媚俗。

　　我选择低成本电影，也是让投资方风险减小，同时也为了能表达自己。文化人还是需要有自己的担当，如果集体向收视率投降和妥协，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当然也有一直没有向市场妥协的导演，比如刁亦男，他执导的《白日焰火》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荣获第６４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获奖后３个小时之内，就有１５家国外电影公司发来邮件洽谈购买意向。刁亦男一直是一个艺术片导演，此前的《制服》、《夜车》都是风格化很强的艺术电影。所以我想说，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拿收视率说事。一部电影，除了收视率，还有比这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