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朱道初 　　 　　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教授级。喜好文史，笔耕不辍，撰写散文、随笔、论文等多篇，有个人专著七种，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等出版。

岳阳楼

岳阳楼内陈设的范仲淹《岳阳楼记》

曹余章参与撰写的《上下五千年》

　　古代散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历来作为教育读本而脍炙人口，享誉千载，从宋元明清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浸润过无数个青少年学子的心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忧先天下、乐后天下，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而博大的胸怀，给历代志士仁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

　　可是在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５日《老年报》上，发表了《范仲淹做的糊涂事》一文，这篇文章依据司马光笔记《涑水记闻》两则传闻（司马光在文中点明材料采自时人王拱辰的说法。据考，王拱辰乃是反对“庆历新政”的守旧官僚），说负责重建岳阳楼的巴陵郡知州滕子京是个大贪官，是他力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于是范仲淹“倾才”替这个“为政不廉、刮民脂膏”者树碑立传，傻乎乎地“干了一件糊涂事”。

　　虽然当时刊发该文的报纸并不是很起眼，但畅销全国的著名杂志上海《语文学习》予以摘载，从而引起广泛关注。

　　在《语文学习》１９９３年第二期上，有位署名“余章”的作者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滕子京辩诬》的文章，对范仲淹是不是做了糊涂事作了说理透彻的分析。这篇文章的作者“余章”并不是姓余名章，而是姓曹名余章（１９２４—１９９６），他是阿拉宁波柴桥里隘（现北仑区柴桥）人。

　　滕子京其人其事

　　《范仲淹做的糊涂事》一文说滕子京是贪官的罪名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滕子京在任泾州知州时“用公使钱无度”。但什么是“公使钱”，滕子京又把它“（耗）费”到哪里去了，该文对其史实并没有搞清楚。

　　原来，“公使钱”是指北宋给地方官府支配的一笔费用，用它来宴请和馈赠过往官吏。滕子京任庆州知州以后，御史梁建的劾奏跟着上来，说滕以前在任泾州知州时耗费了公使钱十六万贯。事实是滕子京将这笔公使钱用于犒赠所属羌族将士，还有一部分馈赠给了“游士故人”。

　　宋仁宗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去查察，滕子京担心因此牵连逮捕的人会很多，就斗胆烧毁了所有账单凭据，使得来使无从了解那些受赠人的姓名。这样，滕子京也就不免获罪。不过从史料看，滕子京所犯错误在于使用公使钱违制（如“馈赠游士故人”），花费也属过多，特别是为了避免连累别人而“焚其籍而灭姓名”之举，让使者无从查稽。据考知，滕子京这种做派与他“倜傥自任，好施与”的作风有关。

　　滕子京获罪后，当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竭力为他辩护。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范仲淹上奏说：滕子京虽然没有了不得的大功劳，但他显然是国家急难中值得信赖的人才。如果一旦像贬逐小官吏一样轻易地贬逐他，那后来的边城主帅还有谁会灵活机动地处置当时的紧急状况呢？范仲淹还说：如果滕子京有明显的欺瞒贪污以及违背朝廷旨意的大错，我甘愿跟他一起接受贬逐的处罚。

　　范仲淹说滕“值得信赖”，是指公元１０４１年西夏元昊反宋，滕子京时任泾州知州，其时北宋与西夏的好山川一役，宋军不敌大败；第二年定川一役，宋将葛怀敏又遭失败。此时边境各郡惊惶失控，泾州军民也陷入恐慌境地。滕子京下死决心守卫州城，只是顾虑城中士兵过少，他灵机一动，召来数千名体格强壮的农民，让他们穿上戎装，据守城门；又招募勇士前去探知西夏军事行动，并将对方机密及时通知其他边城郡守，让他们也预作防御守备。这样，直至范仲淹率领的救援部队赶到，所有边城顺利解围。战役结束后，滕子京还对定川战役中死亡将士竭诚祭奠，尽表哀思，并且厚恤他们的遗属。如此一来，边区人心逐渐安定下来。由于滕子京守边有功，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自代职务，于是滕被擢升为天章阁待阁、庆州知州。

　　滕子京的第二条罪状是说他借重修岳阳楼之机，中饱私囊。王拱辰报告朝廷说：“近得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意思是说滕子京最近弄到一万缗钱后，把它藏在官厅旁边，亲自掌管，而不设置财务主管和登记文簿（意思是滕为了“中饱私囊”）。其实《涑水记闻》所述也较慎重，引述时并没有加以肯定或评论，而且它在前边还有话：“滕宗谅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牓民间有宿债不肯偿，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后面又说：“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其实，围绕滕子京案，有着“庆历新政”的政治背景。所谓“庆历新政”，是指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在颁行的时候，遭到竭力维护特权贵族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诬蔑为“朋党”，要把他们一概驱逐出朝廷。欧阳修著名的《朋党论》即为此而作。那个燕度御史还把“用公使钱无度”案子扩大到其他驻守边疆的官吏，弄得“枝蔓勾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按：皆为其时名将）等，并皆解体。”时任谏官的欧阳修请求宋仁宗停止株连，下令边疆官府用钱，只要不入自家口袋，允许他们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处理，让边官及将帅“安心用命立功”，而“不须畏避”。最后，宋仁宗也终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滕子京其人，《宋史》有传：与范仲淹一同在北宋祥符八年（１０１５）中进士，互相交往颇深。在任泰州军事推官时，曾协助范仲淹筑防海堰，因为有功而调任京官。他为人“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意思是崇尚气概，洒脱不羁，喜欢散财仗义，并且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他在据守泾州时，“值苦寒，军情愁惨”，他拿出一笔钱财，使“农民军”酒食柴薪并足，使得他们皆大欢喜。虽然仓促之际出钱收买牛驴，可能价格偏贵，但宰牛杀驴后用于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从滕子京和范仲淹的关系和先后被贬谪的事实可见，此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党争纠缠不休的现状，《岳阳楼记》中描写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正是滕子京、范仲淹两人以及参与“庆历新政”者的共同遭遇。

　　文史专家曹余章

　　《为滕子京辩诬》一文的作者，是国内颇有名气的甬籍文史专家曹余章。他出身书香门第，具备深湛的文史功底。其祖父为前清秀才，父亲则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家里颇富藏书。平生不得其志的父亲不喜欢孩子们再走他的路，所以要他们早日经商就业。

　　但是，曹余章因为年幼时找不到合适的读物，经常翻阅家里所藏旧籍，自学起《论语》、《孟子》等一类古书，遇到看不懂的“拦路虎”，就参看朱熹的《四书集注》。其实他的阅读方法倒是对路的：先疏通文意，再熟读背诵，每天读上三四页，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一年过去了，这些古书他几乎都能背下来。

　　以后曹余章又花了大约一年工夫，自学《左传》、《史记》的部分篇目以及“国风”、“小雅”一部分。与此同时，他还坚持“日课一诗”（每日作旧体诗一首），甚至曾作过八股文，试试它究竟是什么“东东”。他说：小时候记性好，背诵过的篇章一直忘不了，即使有些淡忘，只要稍加温习，很快就能够将记忆激活。从此，他的兴趣就集中在国学。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曹余章从中学教师调任为上海市教育局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再调任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语文学会会长、《教育大辞典》副主编等。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与教育和文史相关，更由于笔耕不辍，因此撰写的著作很多，如《上下五千年》、《中国历朝字典》、《历代文学名篇辞典》、《中国传统文化故事荟萃》、《中国文学故事大观》、《先秦人物》、《唐诗选注》、《一代名相诸葛亮》、《八一枪声》等。

　　由于曹余章对有关《岳阳楼记》的来龙去脉下过很深的功夫，所以写起此文时颇富激情，十分顺手，澄清了学界的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