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阎连科，著名作家，生于１９５８年，河南嵩县人。１９８５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１９９１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１９７８年应征入伍，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创作员，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其作品多次获奖，包括两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老舍文学奖。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２０１３年阎连科获布克国际奖提名，是继２０１１年苏童和王安忆之后第三位入围该奖项的中国作家，同时获得“影响中国２０１３年度文化人物”称号。

　　３月３０日下午，他应邀来到宁波参加鄞州书城的“悦读沙龙”，并在讲座后和读者进行对话。

　　□记者 陈晓旻

　　记者：先给我们讲一下这次“悦读沙龙”的主题，为什么要选这个主题呢？

　　阎连科：这次到宁波来作的讲座主题是《穿越生活之后走近书》：因为生活的复杂性，就需要我们学会如何穿越这种复杂，走近个人写作、个人阅读。刚刚我在南京东南大学作了个演讲，题目是《生活要告诉文学什么》，说的是生活与写作、作家以及阅读的关系。其实每一次的演讲，我的主题都是不同的，我也从来不备讲稿，都是即兴发挥。１５年前我来过宁波北仑的开发区，印象最深的竟是这儿的臭冬瓜（特产），但愿这次的匆忙之行会有其他新的收获。

　　记者：您被称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但您似乎不认同这个称号，那么您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看法如何？您又怎样理解“荒诞现实主义”？

　　阎连科：大师不敢，我的作品有各种超现实的荒诞故事，在我看来，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荒诞现实主义，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表达和接受。现实主义是１９世纪最主要的文学潮流，源于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一种文学的传统。荒诞现实主义是２０世纪文学的主要特征。我对这两种文学无所谓反感和喜欢。

　　不管今天的中国文学如何，都需要提高我们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因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属于东方的文学观！一些文学批评家也很偷懒，直接拿别人的就用了。当然古代我们有《文心雕龙》，但是之后就没有自己的文论了。我们在这样的文学观下前行和犹豫、写作和创作，就更需要作家、读者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创作自己的东西。

　　记者：所以，您提出了“神实主义”创作观念，您认为它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在哪儿？

　　阎连科：我对“神实主义”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表达。它不是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当然，任何的现代文学都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神实主义”也绝不排斥现实，但它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因此，“神实主义”既汲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现代创作经验，又努力独立于二十世纪文学的种种主义之外，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生根和成长。它在故事上与其他各种写作方式的区别，就在于它寻求内真实，仰仗内因果，以此抵达人、社会和世界的内部去书写真实、创造真实。

　　记者：有评价说您是中国最具探索精神的作家，小说不仅产量可观，而且从不重复主题，您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会开掘出新的思想深度。您自己的整体创作思路是怎样的呢？

　　阎连科：任何事物都有探索的意义，但是要做到绝对的不重复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习惯的词语用句等，要做到完全不重复是不可能的，我努力做到的是对人物表达的不重复，比如自己作品中对权力、爱情的认识都是一步步变化，慢慢超越，这是有脉络的。要求作家天翻地覆地变化是不可能的。

　　每个作家对此的认识也不一样。村上春树对青春、都市生活的理解及对音乐的理解都在不断重复中加以阐述。而对我来说，保持创作的新鲜感和写作欲望及动力的正是不重复。文学对我来说，永远是一种新鲜的存在，包括人物、情节和文学观的不同，所以我不会为了一个故事去写作。

　　不重复也就意味着写作难度的增大，比如《坚硬如水》写的是文革题材，《受活》写的是残障群体，《丁庄梦》写的是艾滋病，《风雅颂》则是关于高校教育的。我在写《日光流年》时变化有些大，到了《四书》写得更加荒诞，我希望自己走得更远一点，更坚实一点。很多作家的创作量非常大，而我两年才写一部长篇，远不如他们，而且我的作品也偏短。

　　记者：作家和时代的关系密切，无论创作什么风格的作品，始终需要反映现实。您认为当下的文学能否真实地反映时代？

　　阎连科：每个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更关注今天的现实。文学可以高于生活，也可以低于生活，而我要创作的是沉于生活、低于生活的小说，是永远可以感觉到看得到、有经验有教训的生活。面对生活，文学是狭隘的、无能为力的，作家对于生活永远要保持谦卑的状态。任何读者和作家，无论你的想像力如何丰富，都不如生活本身，生活永远比文学更丰富，更为传奇，更加不可思议。

　　当然，文学不是照搬照抄、原样描述生活，而是要完成可能或者不可能的生活，甚至要把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写出来，表现比生活更复杂的东西。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不是要求密不可分，达到１＋１＝２，而是１＋１＝１或者５，甚至－１或者－６，文学要产生比生活更多的可能性，这当然基于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认识，我也远没有达到这点。

　　记者：您说：“很多作家比我有才华，但不一定有人比我傻，比我正直”。正直或者真实对一个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阎连科：正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意味着面对社会现实有担当，敢于说真话，就像《皇帝的新衣》中很天真很傻的孩子。真善美的事情每天发生着，假丑恶的事情也每天发生着，生活中不缺少鼓吹真善美的作家，这不是对或者不对的问题，生活应该有正面的东西，没错，但是生活又是复杂的，只有全面的才是真实的，那么真善美的事情很多人去写了，我就写另一种真实。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写作就是“真实的谎言”。我经常谈到，现在的小说太受制于现实主义。我一直在强调，任何写作者，写小说的过程就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过程，就是弄假成真的过程，就是美国大片说的《真实的谎言》，这是小说的真谛，不把握这些，完全是在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学。你对真实产生了怀疑，对真实有另外一种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什么是真实？你把它写成真的，是你的能力，写成假的是你没这个能力。小说开头，写了六月份的大雪，但是仔细想想，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窦娥冤》当中，三千年前就已经下过了，我们看戏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说它是假的。所以来自心灵的都是真的。什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作家的内心，内心是真实的，一切都是现实的。

　　对我自己的创作来说，独特的表达是我的首要任务，而不是丰满复杂的人物，当然两者都可以做到最好，因为每个作家都希望写出个性明显而丰富的人物。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作家都在唱歌或者哭泣，那么我选择用我自己的声音来唱歌和哭泣，而不是唱什么哭什么。

　　记者：您的创作经历让我联想到莫言，你们都是军旅作家，军旅生活对一个作家而言的影响是什么？

　　阎连科：不仅莫言，还有刘震云，都是部队里出来的。军队生活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影响，大家对于真正的军旅生活也没有充分的表达。经历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作为文学创作，不仅取决于经历，还取决于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还有阅读、思考等共同的因素。

　　记者：２０１２年莫言获奖之后，文学界有很多人都预言您将是下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您本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如何？

　　阎连科：毫无疑问，诺贝尔文学奖是最具有权威性、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和电影界的奥斯卡一样。莫言的获奖是实至名归。由此也说明中国文学正在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这是一个好的契机。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您认为译作和原作的关系如何？

　　阎连科：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不懂外语，也看不懂外语，所以我们只能管好自己的创作，对其他的不能苛刻。对于翻译，作家需要做好减分的准备，中文的翻译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有时会变成我们难以想象的粗糙。遇到一个好的译者，有时其实是上天的安排，这跟作品本身的名气有关，还跟出版社的选择等因素有关，特别是一些小语种，甚至根本不知道译者是谁。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必须要有减分的准备，创作出本身高质量的作品，这样即使减去一些，还是可以看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