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陈晓明，男，１９５９年２月生，福建光泽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２０１２年起受聘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获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其著作有《文学超越》、《后现代的间隙》、《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本文的审美结构》、《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陈晓明小说评论》等。

　　日前，他应邀来宁波参加第二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颁奖活动暨“中国梦想·和美鄞州”阅读之旅启动仪式。

　　□记者 陈晓旻

　　记者：首先请您从第二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颁奖嘉宾的角度谈谈对这次活动的感受。

　　陈晓明：我觉得新人奖的创意很好。文学是年轻人的事业，尤其是诗歌。这次得奖的作者中有香港地区的，有在美国留学的，还有在日本读研究生的，范围非常广，同时也说明汉语文学的创作队伍中年轻一代的蓬勃活力，这个现象让人欣喜。

　　记者：您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您觉得现在的新人作品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有什么区别？

　　陈晓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新文学时期，走出了一批新人，他们和老一辈不一样，作品大多举着批判现实、人道主义、启蒙思想的旗帜，如张承志、韩少功、王蒙等一大批人。他们对于时代的看法是很深刻的，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是具有时代背景的。可以说，那个年代影响最大的就是文学。

　　如今的文学创作已经不需要大的跨越，文学创作成为一种很私人的事情，尤其网络的发展，文学已经没有门槛。从个人经历上来说，现在新人的乡村经历不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个人风格不如苏童、格非、麦家等人。所以，我认为目前最值得思考的是，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如何和现代文学沟通接脉，并把当下的社会现实结合进去，进行可贵的尝试，寻找突破。

　　记者：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我们的文学也在发生很大变化，给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当代文学这些年的变化和特征。

　　陈晓明：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创新始终是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和挑战。新时期我们的文学创作有两个主线，一方面是在思想解放的语境当中去写作，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寻求创新性的主线。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黄子平有一句话，说当代文学被创新这条狗追得满街跑，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出现了被称为“８５新潮”的寻根派、现代派的创作，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的可能性。随后我们又在莫言、马原、残雪的作品中看到了文学创作在努力回到文本自身，他们创作了一些和当时潮流无关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文学向内转”。这些都是寻求创新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一直到先锋派文学的出现，我们才发现所谓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直在寻求文体的革命。那个时期的作家努力在纯文学的意义上回到文学自身。

　　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文学对创新性的诉求不是那么高了，文学创作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焦虑。作家们发现，市场有巨大的机遇、巨大的可能，同时市场是和经济利益与社会声誉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写一部作品只要能在文坛上获得肯定就可以了，但现在发现市场和社会都成了很重要的因素。作家面对市场的时候，想的是怎样削减文学的艺术性去适应市场、适应大众。受电影和电视剧的影响，很多畅销书都削减或放低了文学创作自身的水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像贾平凹、陈忠实、王安忆等创作的纯文学作品，包括一些如余华、苏童、莫言的作品，其实都拥有很好的市场。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对创新有了新理解，作家开始意识到还是要写个人有独创性的、有力度的作品。这种作品毫无疑问包含多种元素，一方面是回应现实提出的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深刻有力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过去艺术的挑战和超越，同时又是对当前艺术高度的挑战。２１世纪中国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写得很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

　　如今，当代文学的发展已逐步走向多样化、日常化、世俗化、个人化，形成了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文坛上多代作家并存，包括知青一代、新生代作家、女性作家、通俗作家、畅销书作家；多热点并存，比如都市言情小说、历史小说；多元并存多元发展。

　　记者：前不久，著名作家马尔克斯去世了，魔幻现实主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当代文学，您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陈晓明：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最大的。他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对中国作家形成冲击，几乎促进中国文学转型，影响十分深刻有力。直到今天，许多作家还在持续受到他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文学分为现代派和“马尔克斯”派。受马尔克斯影响的包括中国本土作家莫言、马原、扎西达娃、阎连科、韩少功、贾平凹。在马尔克斯的启发下，这批作家开始回归乡村、本土，转向历史、民族性，中国的寻根文学开始出现。

　　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中国文学出现了陈忠实《白鹿原》等重要的作品，但此时的作品在回归本土和民族本位的同时，却丢失了马尔克斯等人所提倡的文学的现代主义。莫言，包括阎连科、贾平凹拯救了这种趋势，他们带动语言的创造性，使语言回到语言本身，强调历史现实、批判性，他们将属于马尔克斯的精神得到了更好的坚持和创造性的转化。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马尔克斯，是思考在世界文学经验上如何将传统、本土、民间更准确地结合，中国作家需要继续发挥活力，开辟道路，保持强大的民族性和创造力。

　　记者：作为我国文学评论界的大家，您怎么看待莫言获奖之后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空间？

　　陈晓明：这是值得肯定的好事，让中国文学得到了客观的评价。那么多人关注诺贝尔文学奖，从根子上说，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代表了中国渴望在文化层面获得世界的认同和关注，建构自己的文化自信心。诺贝尔文学奖相对来说，是最为客观和权威的一个文学奖，也是世界公认的影响力最大的奖项。中国人、中国作家期待通过这个奖项与世界交流沟通，获得世界的承认，得到国际文化学文化界的肯定，我以为这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正常态度。

　　之前负面的评价不少，包括像汉学家顾彬就有“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现在很多人开始研究莫言，并对当代文学开始做深层的分析和研究，这是很可贵的现象。严格意义上说，莫言获诺奖，主要是他以自己的出色创作和独特风格，赢得个人的难得殊荣。但他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一员，他的人生成长，文学历练，都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演进与文学演变密切相关。他创作的内涵、作品的影响、获奖的因素等，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折射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现状。以他作比照，可进而寻索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优点与不足，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制约与问题。从而，把莫言获奖作为一面镜子，作为一个动力，来促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传播与影响，为中国文学创建一个正面的环境，促使其更快更好发展并产生国际影响，这不仅是批评家们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获奖是一个好的起点和推动力。

　　记者：网络时代，不管对写作还是阅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您关注网络文学吗？它对传统文学的影响怎样？

　　陈晓明：网络文学刚出来时，大家都认为它对传统文学是一个颠覆性的，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现在来看，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网络作家本身也经历过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他们也是从传统文学经典谱系中阅读出来的，所以不会很离奇。只是由于网络传媒比纸媒出版的门槛低得多，缺少过滤而已。其实网络文学应该是传统文学的积累、准备或者预备，它依然是传统模式中写出来的作品，只是比传统的文学更随意更大胆更自由而已。相信经过一段时间后，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将会走得更近。传统文学也应该借助网络传播，并吸收网络文学提供的新鲜血液，比如探索出新的表现手法、新的表现空间，两者应该是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

　　记者：那么从阅读者的角度分析，微博微信等碎片化阅读，会不会使大家疏离了经典？

　　陈晓明：阅读方式是科技的，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我们要认可电子科技支配的阅读是不可拒绝不可摆脱的。不过在快速便捷高效率的同时，这种新的阅读方式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阅读的娱乐化、随意化、肤浅化，人们其实也不会满足于这种阅读。所以，我相信，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将会并存。

　　记者：作为一个文学批评专家，您对当前热门的历史小说、穿越小说、科幻悬疑等类型小说有何看法？如果您再次修订当代文学史，会将这些纳入主流文学体系或范畴吗？

　　陈晓明：我会关注的。在２００９年的第一版我就已经编入了，比如像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还有穿越小说、科幻小说等。这些神化了的作品满足了年轻人的想像力，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从文学样式上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学基本上就是类型文学，因为它基本就是大众通俗文学，小说是到“五四”以后才被理解为纯文学的。以前中国的小说都是通俗文学，比如它的几大门类，言情可以推及《红楼梦》，武侠可以推及《水浒传》，历史小说可以推到《三国演义》，社会批判小说可以推及《儒林外史》，神魔小说可以推到《西游记》，今天的侦探小说可以推到公案小说。除了这些，只有一个类型中国以前没有，就是西方的科幻。到了晚清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公案小说没有了，变成推理小说，科幻传进来了，神魔小说也没有了，当然这中间经过一些曲折变化，但最终到今天这些都在网络上的通俗门类“重现”了。所以，现在网络上出现的类型没有太多超过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它是常态的，跟大众生活趣味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