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6版:人文/讲坛 上一版3  4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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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08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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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茶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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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田螺山遗址出土的6000年前古茶树树根说明了宁波种茶历史的久远。

  ②余姚梁弄白水冲发现的百年茶树印证了《茶经》的记载。

  ③四明山气候适宜,适合茶叶生长。

  ④上林湖所出产的越窑茶盏造型优美。

  主讲人

  陈鸿

  

  宁波传统文化爱好者,在市级、省、国家级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过近百篇文章,多次获奖。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宁波境内四明山脉和天台山余脉横亘,多丘陵山地,气候宜人,野生茶资源丰富。宁波茶的种植历史久远,文化内涵丰厚,名茶辈出。

  

  源远流长

  关于茶的最早记载出于《神农本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炎帝神农氏生活在大约七千年前的农耕文明。1974年,具有七千年文明的河姆渡遗址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人们在原始人居住遗址处发现有大量樟科植物叶片堆积。经专家考证,这些樟科植物的叶片相当部分为原始茶的遗存。2004年,人们又在距河姆渡遗址约7公里的余姚三七市镇,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田螺山遗址,经专家在出土的一批古树根取样检测中,鉴定其中的6个根须样品均为山茶属,非常类似人工栽培的茶树。

  茶文化始于汉,成形于唐代。被称为茶圣的陆羽曾来过浙东寻茶品茶,并在《茶经》一书多次记录越州余姚县(时属越州管辖)生瀑布泉岭所产的茶叶为大茶树芽叶所制成,茶叶特别,品味在整个浙东茶品中属最佳,盛名远播。并转《神异记》中记载:在晋代时,余姚人虞洪在山中采茶时,遇到道人丹丘子,经其指点引至瀑布山,发现了优质茶,因是仙人指点故而誉名为“仙茗”。2008年,在余姚梁弄的白水冲大瀑布之上,瀑布岭腰处的道士山山涧边岩滩中,发现了树龄百年以上的野生古茶树群。《茶经》所记载各地茶叶众多,但只有余姚梁弄瀑布仙茗是《茶经》中唯一留下茶名的历史名茶。在宋代,诗人华镇、王十朋的诗赋中均记载过瀑布仙茗。至明代,一代大儒黄宗羲在《余姚瀑布茶》一诗中云“炒青已到更阑后,犹试新分瀑布泉”。时至今日,梁弄镇白水冲村和附近村庄,仍保留着民间传统的制茶工艺。

  优质茶具能衬托茶汤的液色,保持浓郁的茶香,是领略品茗情趣不可少的条件。唐代的上层社会对茶具也非常讲究。在《茶经》中就记载了宁波上林湖越窑所产的茶具不但造型极美,而且釉色青翠晶莹,既是艺术珍品,又是极好的品茶茶具,在唐代全国六大名窑中越窑排在首位。同时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瓷》诗中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经数十年考证,先后发现上林湖、古上岙湖、白羊湖、杜湖(里杜湖)及古银锭湖(今彭东)四周古窑址120余处,其中位于今慈溪鸣鹤镇上林湖一带的越窑遗址,为越窑青瓷主要产区之一。上林湖一带蕴藏着丰富的原生高岭土和瓷石矿藏,是烧制青瓷的理想原料。因古代地属越州余姚,故名越窑。越窑烧制始于东汉,盛于唐、五代,延至宋。如今如贝壳般大量堆积在湖中的瓷片,是当年越窑青瓷繁荣兴盛的遗存。

  历史上宁波一直是茶叶重要产区。据《宋会要稿》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明州府年产茶叶510435斤,不但居在整个浙江首位,而且相当于绍兴府、台州府、温州府、衢州府、婺州府、处州府(今丽水)的总产量。

  据明嘉靖《浙江通志》、《宁波府志》等记载,宋末元初时,两浙大都督范文虎在车厩岙(当时属慈溪县)参拜宋代著名宰相史嵩之墓时,发现了当地盛产的佳茗,就在墓园旁修建开寿寺,并设立制茶局,监制贡茶。在制茶局负责监制贡茶的为当地知县。每年清明前一天,知县从县城来到车厩岙,至谷雨才能回衙门。所采全为茶芽,采摘的人多为豆蔻年华的处子。当时,慈溪县每年贡茶芽260斤,出产名茶的江西九江府贡茶数量也不过120斤,而宁波府的慈溪县竟超过九江一倍多。

  从元初至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贡茶的历史长达300余年。由于贡茶量大加重了百姓负担,后经万历皇帝恩准敕免进贡。虽然贡茶不再,但当地茶叶一直享有声誉。清代甬上著名文人全祖望在《十二雷茶灶赋序》称当地所产十二雷茶,以车厩、三女山等一带盛产茶叶最好。并作诗曰:“高岗茗草并兰生,制茗当如兰馥清。彻夜经营调火候,全家揉焙到天明。老夫倦睡两三觉,小鸟欢呼千百声。起煮天泉香入口,建溪沽诸浪垂名。”

  在历史上,台州所属的宁海也有漫长的种茶历史。南宋台州地方史志《嘉定赤城志》中记载了宁海(宁海旧属台州)茶山茶,在宁海县北九十二里的茶山(现为宁海茶山林场)建有宝严院,里面有一位白衣道士在寺院周边山上种植茶树。北宋治平年间,僧人宗辩进京献于大学士蔡襄,蔡大学士是当时著名茶学大家,著有《茶录》。大学士喝后称赞此品质超过当时著名的日铸茶。这段道家种茶、释家送茶、儒家赞茶的故事传为佳话。

    香飘四海

  宁波所产名茶在海内外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海上贸易的重要产品,中国茶文化传播由此地向海外传播。阿拉伯商人通过海道到明州,组成专门贩运茶叶的运输商团,并聚居在明州城的东门内。这些商人不仅贩卖丝、茶与瓷器,而且把越窑茶具之类的器物输出国外。近几十年来,在国内外一些沿海港口城市和都市陆续出土的大批各类器物,成为海上茶路历史的最好物证。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宁波出口的绿茶产量占国内半壁江山,其中在1895年高达11491吨。

  当时,许多西方人认为绿茶和红茶是不同的植物物种所产。英国殖民企业东印度公司为改变对华贸易状况,委托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特尼潜入中国。从1848年9月起,罗伯特·福特尼先后四次到达中国。他乔装打扮,先后到达盛产茶叶的浙江、徽州、福建等地,结交当地人士,考察茶厂,收集茶树品种,分析茶树生长条件,详细了解茶叶制作工艺。

  在宁波地区,他广泛考察四明山各地茶叶品种,并收集了大量的茶树苗。天童寺附近的山中历来盛产茶叶,天童寺的禅师们种茶、制茶、品茶。罗伯特·福特尼多次造访天童寺主持,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将当地收集的大量的茶树苗存放在寺院内。至1851年春,罗伯特·福特尼运走来自宁波、舟山、武夷山的23892株茶树小苗和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分批船运至印度的加尔各答,并招聘了一批中国制茶工到达印度。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到1903年,这个比率上升到了59%。而中国茶叶在西方贸易的比重下降到了10%。在罗伯特的有生之年,印度超过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

  清代光绪年间,俄罗斯茶商波波夫访问盛产茶叶的宁波时,结识了在宁波茶厂工作的广东籍人刘峻周,邀请他与宁波茶厂12位同事将宁波茶树、茶籽带到格鲁吉亚,开前苏联地区种茶之先河。他所创制“刘茶”(红茶)在巴黎国际展览会上荣获金奖,后来前苏联政府授予刘峻周“劳动红旗勋章”,成为前苏联家喻户晓的“茶叶之父”、“红茶大王”。经过100多年的种植栽培,今天的格鲁吉亚已有6.23万公顷茶田,茶叶年产量50万吨,占前苏联地区产量的95%,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红茶园地之一。

  清末和民国期间,在甬一批徽商将传统经营的行业整合形成茶漆业,经营徽州、浙江和全国各地茶叶,并形成连锁经营模式,拓展至全国达数百家之多,盛极一时。

  

  茶禅一味

  茶品性宁静淡泊,雅俗共赏。饮茶不仅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习俗,而且升华至中国人精神层面的茶文化。书韵茶香,代表着一种高雅、淡泊、祥和的生活形态。

  吃茶叶蛋,是老宁波的重要习俗。在初夏时节,宁波人家家都要煮上茶叶蛋,人人都要吃,宁波老话道“立夏吃只蛋,石板会踏烂”,说的就是在立夏当天吃茶叶蛋,会保持良好的体魄。宁波新郎接亲进门得先喝娘家的“三道茶”习俗:第一道绿茶,是为新郎接风的,为他一路接亲辛苦;第二道糖茶,祝他婚后甜甜蜜蜜;第三道是如果丈母娘喜欢这个女婿,就要特别斟杯“桂圆茶”。而旧时有媒人首次进门不能喝茶的习俗,谓“媒不饮茶”,说喝了茶要冲淡婚事。

  客人进门一杯茶,为宁波人的待客之道。如宋代上林湖人高翥《山行即事》诗云:“主人一笑先呼酒,劝客三杯便当茶。”从侧面证明了宋代时甬地奉茶敬客已然成为一种礼俗。宁波人历来还有赠茶敬客的传统,近则邻里相赠,远则千里馈送。宁波文人写到赠茶的很多。明代甬上诗人杨徳遵有诗云:“比邻何雅意,新茗送余尝。”清初甬上文人沈士颖,得知朋友赠送的茶叶是他的爱姬亲自上山采取后制成的,感动得作诗致谢云:“闻说美人亲摘取,指痕焙火未全干。”以茶载道,历代甬上文人们把“道”寓于品茗之中,在品茗活动中得到情感的释放。明代鄞县籍戏曲家屠隆在小说中言:“净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时与高衲谈禅;豆棚菜圃,暖日和风,无事听闲人说鬼。”

  禅宗是佛教派别。禅宗认为,平常心是道,茶性与禅性相近,禅门有“茶中带禅、茶禅一味”之说。“吃茶去”成为禅林的法语。从唐代始,明州著名天童禅寺、阿育王寺、雪窦寺、瑞岩寺、金峨寺和城内的开元寺等,都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金峨寺开山祖是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著名的《百丈清规》就是他制定的,规范禅僧一切行为的律令和日常生活起居,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范式,从此佛家茶仪正式问世。

  天童禅寺、阿育王寺等名寺都开辟了茶园,而且寺院中佛茶一体交融极盛。宋代的天童等寺院中,有一套肃穆庄严的寺院茶礼和茶宴。茶宴开始时,众人团团围坐,住持按一定程序冲沏香茗佛茶,依次递给大家品尝。冲茶、加水、品饮等都按教仪进行,在赞美茶香、茶色之后,论理道德修身,议事叙景,颇为雅致。北宋天童寺名僧正觉禅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茶道”之说,禅茶精神对整个中国茶文化的渗透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而日本茶道与韩国茶礼,均是在吸收中国茶禅文化的基础上,传承发展而来,是禅茶东传结出的丰硕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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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