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方铭，１９６４年出生，甘肃省庆阳市人。１９８０年起，先后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学习，文学博士。曾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１９９４年起，任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屈原学会第五届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及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作有《战国文学史》、《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中国儒学文化大观》、《中国古代歌诗研究》、《战国文学史论》、《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儒学与２１世纪文化建设》等。

　　６月１５日，他应邀来到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的“阅读沙龙”作题为《屈原价值的历史发现与现代重构》的讲座。

　　□记者 陈晓旻

　　记者：屈原早在１９５３年就被评为历史文化名人，他在中国历史上备受尊敬和推崇。您对他的评价如何？

　　方铭：在中国历史上，屈原不仅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受人推崇，同时，他还作为一个忠臣和爱国主义者而广泛受人尊敬，历２０００年而不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是屈原的纪念日。屈原也是具国际影响力的伟大诗人。１９５２年开始，总部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每年推举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当年获选的是法国作家雨果、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俄国作家果戈理和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纳。１９５３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中国诗人中推举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最终他们选定了屈原，同年获选的还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以及古巴作家何塞·马蒂。２００９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不仅仅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同时，他的作品及精神价值，也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从古至今，屈原一直是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这个历史定位，成为屈原形象的最基本的内涵。清廉、忠信、贤人，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而“贤人”定位，也使屈原和孔子的“圣人”境界相区别。《白虎通义·圣人》说：“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孔子既有坚守，又通权达变，其境界与屈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记者：现在我们把端午节作为法定假日，屈原是当然的端午“形象代言人”，您认为纪念屈原在当下的价值是什么？

　　方铭：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人物，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我们今天纪念和评价屈原，不能仅仅停留在给屈原加一个“爱国主义”的标签，更应该看到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实质。我们要看到，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对楚国昏庸以及不能选贤与能的政体的强烈批判，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因此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础上的，他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士人所具有的人文情怀。

　　屈原是历史人物，我们今天纪念屈原，应该有２１世纪的眼光，应该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立场上。屈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站在世界立场和现代立场上，屈原是在一个缺少公平性、丧失了正义价值的时代，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痛苦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也正在此。

　　记者：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楚文化的标杆，但人们对楚文化的感觉遥远而陌生。请问楚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怎样一个地位？

　　方铭：楚国不是独立的国家，是西周初年一个封建的诸侯国，“邦”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所以没有国的概念，后来有了刘邦才独立成为“国”。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曾经有人提出研究“楚文化”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但是自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大量出土的文物和文献发掘之后就没有人提了。

　　虽然考古发掘发现很多文化遗迹出现在楚地，但是它依然是中原文化，也就是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徙的一种文明，是中原文化被带到楚地发展并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结合的一种文化形式。楚国一直在汉水以北，这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写到这点。从文献资料来看，屈原所在的楚国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根同源。楚人的祖先最早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他们的一支在上古宗族冲突的旋涡中及商王朝的驱逐下，沿汉水逐渐南迁，他们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楚国的青铜器很发达，还出土了编钟等，但是我们知道商周战国时期青铜器就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黄河流域发现的文物比较少呢？因为黄土的渗透性好，掩埋在地下的文物很容易渗透和损坏，而楚国主要是红土，透气性差，反而有利于地下文化的保护。我们现在谈屈原，要淡化楚文化的概念，而是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待这个历史人物。

　　记者：您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那时也是中国诗词歌赋的高峰。当时为什么会产生楚辞这种文学样式？

　　方铭：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中原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是他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歌》中的《桔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成是《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所以楚辞的产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

　　记者：有人说庄子和屈原的观点很相似，您认同吗？

　　方铭：从表层看，庄子与屈原都有追求美的理想的渴望，而美的理想首先表现在政治理想方面，无论庄子还是屈原都自觉地把追求政治的善作为美的理想的归宿。屈原与庄子把自己的理想作为参照系以框架现实社会制度，又以自己高洁的品性作为为人的标准。在这个时候他们都把隐逸作为应付理想破灭的归宿。隐逸便是出世，是暂时逃避现实的烦恼。

　　但是，庄子与屈原在追求美的理想、批判现实社会，以及文本美感特征方面表现出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庄子与屈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屈原与庄子都在追求一个完美的政治模式，但这理想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换个角度说，庄子与屈原追求美的理想的不同，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与一个文学家的不同。哲学家是理性的，文学家则是感性、直观的。屈原从自身的遭遇产生愤激，庄子则从对人类社会人类本质的异化中找到了面对现实的态度。因而，屈原的美的理想政治形态是现实、具体的，庄子则是复古、抽象的。屈原表现出对自己遭遇的不满怨怒的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而庄子似乎对自己的遭遇并不看重，他批判的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类人，不是具体的某一件事而是某一类事，是整个现实。屈原把表现具体的感情作为最终的目的，庄子则是在具象的譬喻之后归结为抽象的理性结论。

　　记者：韩国前些年也在为端午节申请“非遗”，对此您怎么看？

　　方铭：端午历史悠久，是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节气的变化，提醒大家夏天的到来，同时也是蚊虫等“五毒”开始出没的季节，所以“五月五”本身是个凶节。今天说到端午，我们不仅要谈屈原，也要谈伍子胥。虽然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我相信江南的龙舟赛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后来再逐渐附加人文传统，使得端午更有文化的内涵。为什么我们大家对屈原记得特别牢？因为屈原有作品，我们每个人在中学的时候都读过，而伍子胥只是历史中的人物。

　　每年五月端午，中国人吃粽子、赛龙舟、祭奠屈原，韩国江陵也在举行盛大的农耕祭祀活动———端午祭，而且比我们要隆重得多。通过研究楚国和今天韩国的地理，江陵、襄阳、汉阳、汉江、洞庭湖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地名，也出现在韩国的地图上。楚人早期的熊图腾崇拜，同样为韩国先民所景仰尊奉。《楚辞》中的千古绝唱，也反映在韩国最古老的诗歌里。中国汉江发源于陕西秦岭太白山下，韩国汉江的源头也在同样名为“太白山”的山脉下……这种文化的渊源是极其紧密的。

　　当年韩国为端午节申请“非遗”，很多人很抵触，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成功案例，他们的端午仪式和我们不一样，而且比我们要隆重。而节日是需要载体的，不管是仪式还是吃的东西，如果没有载体，那么其人文内涵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