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耆１９８３年在杭州

　　人物名片

　　沙天行，又名孙天行，沙耆之子，１９３７年生，浙江宁波人。１９５６年上海中学毕业，考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１９６２年毕业分配到昆明军区。１９６９年复员回上海，在上海拖拉机齿轮厂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厂总支副书记。１９８０年调上海市人防办公室。１９９２年调上海浦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１９９７年退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对其父亲沙耆先生艺术成就的发掘、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

　　沙耆，１９１４年出生，浙江省鄞州区沙村人，沙孟海是其堂兄。早年他辗转求学于上海。１９３６年经徐悲鸿推荐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深造，是历届第一位荣获“优秀美术金质奖章”的中国留学生，并与毕加索及其他著名的现代派画家共同举办展览，一度成为当地颇具影响的画家。１９４６年回国后，徐悲鸿即聘他为北平艺专教授，但由于疾病缠身，末能上任。嗣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在那里，他默默地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

　　三江访谈

　　７月８日，《纪念沙耆诞生１００周年油画作品展》将在宁波美术馆举办。沙天行是纪念沙耆诞生１００周年系列活动的顾问。

　　□记者 陈晓旻

　　记者：沙耆是我们宁波人，很多人知道他，但是不完全了解他，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作品展的有关情况。

　　沙天行：这次画展的主办单位是鄞州区政府，因为我父亲是鄞州人。前几年大家就很关心这事，跟我商量和策划怎么纪念沙耆诞生１００周年。整个纪念活动分为三部分，一是画展，二是举办《重识沙耆———沙耆诞辰百年艺术研讨会》，过去老一辈的艺术家讲了很多，这次会有一些中青年的专家参与到对沙耆艺术的认识和研究。

　　这次展出的作品主要是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沙耆油画、素描、水彩作品７２件（组），基本为沙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还有我收藏的几幅父亲的油画、笔记作品汇集展出，不仅代表了他早年的创作面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于深入研究２０世纪早期的中国油画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文献意义。

　　浙江省博物馆的作品是１９４６年父亲回国时带回的，当时他知道自己文字的表达有障碍，因为已经在国外得了精神疾病，国内对他有很多误解，他为了表达和证明自己，在回国的时候把自己在比利时创作的几百幅作品装在几个大箱里带回来，准备回上海开一次个人画展，但由于内战再起，那次画展未能如愿。这批画作大部分留在了沙孟海先生家里，少部分带到了沙村。据沙孟海先生回忆，我父亲留在他那里的这批画，有几百幅，他在文革前陆续抽空整理出“一些自认为比较完整的”百十来幅画，在１９６０年，以我祖母的名义捐赠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转藏浙江省博物馆。文革期间，沙孟海先生家被抄，父亲寄放在他家的更多尚未来得及整理的作品，连同沙孟海先生自己的一些字画藏品，一起被造反派付之一炬。沙孟海先生说：“没来得及整理的画，有的高及天花板，全放在马路上烧了，一直烧到晚上，真可惜呀！”

　　我收藏的那三幅画也很有故事。其中一幅《白菊花》是父亲刚回到中国的时候送给四伯伯的，也就是沙孟海的四弟。１９４６年父亲刚回国的时候就住在四伯伯家，回到上海那天因为没有看到我和母亲，同时知道了上海的战争环境无法举行画展，当天晚上他的疾病就发作了，吵闹得很厉害，把东西敲得很响。后来他送了这幅画给四伯伯。四伯伯在晚年的时候又把这幅作品送给了我留作纪念。还有两幅是父亲一直带在身边的，应该是他很珍惜的，也是很有故事的。一幅是《比利时女人》，另一幅是《比利时风景》，都是小幅作品，后来法国的朋友告诉我，同样的风景但是大幅尺寸的他在比利时的博物馆看到过。我知道父亲当年把自己喜欢的或者已经卖掉或者过于大幅不便带回的一些作品重新画成小幅的带了回来，同样内容不同尺幅的精品之作后来也发现过几幅。

　　记者：这些年您正在致力于整理您父亲的资料，寻找和收藏这些东西一定充满曲折，有很多故事，给我们讲讲好吗？

　　沙天行：我退休后主要工作就是寻找父亲的足迹，这些都是父亲生命的履痕，特别是国外的那段历史和文革时期的那段日子，父亲的第一手资料有很多空白，我希望能够找回来。特别是每次做画展的时候，我们总想做得全面，但是有时缺国外的那段经历或者某个阶段的内容就会不完整，甚至可能连写前言都会困难，所以收集沙耆的资料就是为了给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证据。

　　十多年前，大概２０００年６月，我正和台湾卡门艺术中心总经理林辰阳先生合作，出版《沙耆画集》、筹办《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在上海一家天馨艺术顾问公司发现一批我父亲的资料。当我匆匆赶去那家公司，看到那么多私人文件，着实使我吃惊不小。那是一本铅画纸速写本，里面贴满了我父亲的私人文件：有徐悲鸿、吴作人先生写给他的信；有我母亲写给他的信；甚至有我刚出生一个月的时候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有祖父病重时要父亲立即回国的电报；有父亲发病住医院的病历；有他画展作品的目录和售画价格的记录；有屡次画展的介绍、评论；更有当时朋友来往的信函、便签、照片；甚至还有后来的比利时国王、当年的少年阿尔拜王子的照片等等。据天馨公司总经理石建邦先生介绍，这些东西是南京一位姓王的字画艺术品公司老板，在南京夫子庙地摊上收来的，他不知道沙耆为何人，但知道徐悲鸿、吴作人。于是找到天馨公司来鉴定。我和台湾林先生二人最后把这批资料买了下来。林先生根据这些资料提供的线索，再加上我手头原有的资料，一并委托一位在比利时定居的台湾作家郭凤西女士去寻访我父亲６０年前的足迹。郭女士从比利时皇家美院档案资料查起，又寻找当年我父亲的朋友，竟然还找到几位健在的我父亲年轻时的熟人。特别是找到当年为我父亲写过许多画评的史蒂凡先生和华人化学工程师黄瑞章先生（都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遗憾的是二位老人已于近几年谢世了。

　　这次展览中还有我提供的２０多幅报纸画，都是画在当年的《文汇报》上的，填补了父亲文革时期创作的空白。那时他的作品风格很像丰子恺，内容都是农村里最熟悉的漁樵耕读的场景。那时照顾父亲的祖母和大姑父去世后，父亲就住在沙村的沙良红家。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大家把学校里过期的报纸拆开来给父亲画画。在那段漫长而无望的日子里，父亲一天也没有放下画笔，一个上午就会画上几十张，然后晾在一边，沙良红的母亲经常拿这些“废纸”引火做饭，其余的都送到废品回收站卖掉。如果都留下来，据说一个屋子也装不下。后来分拣垃圾的人觉得好看，带了一些放在家里，于是就有了这些特殊时期的“作品”。

　　父亲中风后我把他接到了上海生活，他留下了一些读书笔记，如小说《娜拉》、《英法词典》每一页上都画满了画，后来我又陆续买了一些，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关于父亲的记录。

　　记者：听说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第一次画展是在您的协助下举办的？

　　沙天行：当时其实是为了改善父亲的生活处境，是大伯沙孟海发动起来的。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大伯父沙孟海先生对我说，现在你从边疆回来了。你父亲今后怎么安排，要想个办法。他建议把文革前捐赠给博物馆的画拿出来开个画展，也许能引起老一辈了解我父亲的人的关注，以改善我父亲目前的处境。他设想这个画展可以从宁波办起，如果效果好再搬到杭州办。因此，筹备工作一开始就从宁波请来李立中同志（沙孟海的好友，当时为鄞县展览馆的编辑）来帮忙。我们两人就在沙孟海先生的指挥下奔忙起来。

　　筹备工作首先要弄清楚父亲这些画现在拿出来还有没有展览的价值？时隔几十年了，合不合时宜？大伯父通过吴作人先生，推荐当时浙江美院油画系的胡善馀教授来鉴定。胡先生是留法回国的，对欧洲现代绘画很熟悉。胡先生对这批画极为赞赏，说：“国内如此水平的人不多”，极力赞同开一次画展，还建议请人修补损坏的油画，又向在场的保管人员说，“这是国宝，要好好保存”。胡先生的鉴定，大大提高了我们办画展的信心。同时也引起了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博物馆决定主办这次画展。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８日，由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院、中国美协浙江分会、浙江文化会堂联合举办的《沙耆画展》终于在浙江文化会堂举行。这是父亲在国内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开幕式当天，我陪胡善馀先生和我父亲一起看画展。当看到最后一幅时，父亲突然回头跟我说，“还有一些画呢？都可以拿出来展览。”在旁边的胡先生接过去说：“沙先生，你有这么多画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画，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连一张都没有剩下来。”父亲无语。我不知道他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

　　那次画展在杭城展出反响强烈。北京、上海等地的美术界人士纷纷前来观看，好评如潮。１９８３年６月杭州画展刚结束，就接到浙江省委统战部通知，聘父亲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生活津贴为每月100元。９月又应首都博物馆邀请赴北京展出。在北京期间幸逢徐悲鸿先生逝世３０周年纪念。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先生得知后，专门组织与会代表参观《沙耆画展》。后来我把父亲由沙村移居至鄞县韩岭镇其学生余毅家暂住，并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时期。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画了一大批用笔率真、色彩纯朴的写生作品，还不时用彩墨作些花卉畜兽。到了９０年代，画风幡然一变，集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之大成，自出机杼，创造出了一幅幅气势恢宏的作品。

　　记者：您如何评价父亲的作品？

　　沙天行：我不是画家，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去评价父亲的作品。这些看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家的评价或者结论更为恰当。我们举办画展也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我认为父亲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他的爱国主义；二、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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