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耆作于上世纪４０年代的几幅作品：板上布面油画《白菊花》

板上布面油画《比利时女人》

布面油画《比利时风景》

　　上接A08版

　　１９３７年－１９３９年，父亲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期间，由于成绩优异，毕业时其素描、雕塑、油画均获第一，还获得了“艺术界不易多得”的“优秀美术金质奖章”。授奖典礼在比国美术宫举行，由布鲁塞尔市市长马格斯亲授，引起了比国美术界的重视。父亲毕业时在比利时已享盛名，在毕业后的七年时间里，办了六次个人画展，参加八次重要联展。每次画展他都在“画展介绍”的扉页上，用中文毛笔字自书“为民族而艺术”和“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眉题，这两条可以说是他的座右铭。当年他到欧洲不久，抗日战争越来越激烈，他给祖父写信要求回来抗日，被祖父阻止了。

　　１９４０年在德军占领比利时前夕，欧洲一批著名的画家如毕加索等，在布鲁塞尔举办大型画展，父亲亦在被邀之列。他亲绘孙中山先生油画像挂于会场，并用中文书以“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总理遗言悬于两旁，比利时的侨胞一致盛赞他“为祖国争光”。１９４２年，他在毕底格力地会场办个展时，其杰作“吹笛女”，被热衷艺术事业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亲购珍藏，该画一直悬挂于皇后卧室直至皇后过世而传其后人。沙耆的名字也因此在比利时家喻户晓。

　　１９４４年在盟军反攻胜利击退德军占领后，布鲁塞尔市为庆祝重获自由的伟大胜利，各报遍印各胜利国国旗。当时由于中国外交人员尚未到达，竟悬挂有伪“满洲国”的“国旗”。父亲见状十分气愤，即亲绘中国国旗送往当地《比京晚报》，该报即正式具函致谢。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中国国庆日，他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以示庆贺，将所画“雄狮”一幅，以驻比大使馆和旅比侨胞名义献赠祖国。《比京晚报》评论：“此画足增中国光荣，在此展出尤足体现中比两国的友谊”。

　　所以，我认为在当年父亲不只是一个留学生，这个年纪轻轻就扬名海外的中国人，更起到了一个文化使者的作用，并以自己的努力和才识、自己的赤诚之心赢得了外国人的尊重。

　　记者：其实您刚出生时父亲就在比利时留学，小时候听母亲和其他人提到的父亲是什么印象？

　　沙天行：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比利时留学了。小时候，我在家乡小学读书，大人们讲父亲很早去外国留学了，很快成名了，有钱了，有女人了，不要我们了……因为这些，我常常被小伙伴看不起。所以我一直想要弄清楚这一切是不是真的。为什么父亲成名了有钱了不给家里寄钱呢？后来我在资料中看到，当时他作品的价格相当于国外一个中学教员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是很好的价格了，而且几乎每次都会卖光。后来我通过更多的资料了解到，其实父亲实际上并没有拿到那么多钱，甚至有时很贫困，因为有的画廊条件十分苛刻，每每结账时到他手里已所剩无几。他总有一种被欺侮的感觉。因此，还与画廊老板吵过架、动过手，打过官司。自然最后又是以他的失败而告终。当中也有由于逻辑思维混乱的关系而导致经常吃亏。

　　对于我父亲经济窘困的压力，可以从当年徐悲鸿先生给他的信中窥豹一斑。从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当时向徐先生要求申请留学补助，所以徐先生才回了这么一封信：“……写了一封信给朱家骅部长，向他要你们省的补助，但考虑到现在形势，我不认为有好结果。靠自己努力把经济搞上去，不要想别的了，你家人还要靠你呢……努力！努力！再努力！我对你满怀希望”。徐先生的这些话，我料想对父亲这样一个要体面地回家的人所带来的压力是不小的。另一个方面，那时祖国正陷入惨烈的抗日战争，妻儿父母正在逃难，同学纷纷回国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至此，我完全理解了父亲当年没有回来的理由，也明白了他最后迫不及待地回来的原因。

　　记者：您刚才谈到一个话题：父亲的逻辑思维混乱，这种精神疾病对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沙天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精神病画家从事艺术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事实是父亲早年在欧洲，就是因为精神疾病复发才由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安排他回国的。解放后为此住过二次精神病院，都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这毋庸置疑。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精神病人，不是“疯子”，就是“呆子”，以至怀疑他晚年的画是不是精神病人的涂鸦。这是一个医学认知的“误区”。人们一般不了解精神分裂者的个体差异会是如此巨大。现代医学认为，精神分裂症大致可分为思维分裂、情感分裂、行为分裂等。但具体到每一个体，就有千差万别。医生诊断父亲的“精神疾病”，属于思维中的逻辑思维混乱，其他方面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医生曾指着他写的文字和绘画说：你只需看他的文字，和他交谈，就可很容易断定他逻辑思维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因为语言和文字是通过逻辑思维组织起来的。再看他的画，不但反映他感情丰富、内涵复杂，而且形象思维清晰。还有他生活能自理，行为能自控，这些方面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也许正由于他在逻辑思维能力的缺陷，更促使他在形象思维能力的提升，加上他的勤奋和绘画才能，因而达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高度。

　　对此，中国美院教授、著名艺术理术家范景中先生在《沙耆油画作品集》的“序”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在理解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的绘画何以不同于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涂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梵高的告诫：不要以为我故意拼命工作，使自己进入一种发狂的状态。相反，请记住，我被一个微妙的色彩平衡所吸引。这一告诫正是艺术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声音，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文明就会黯然失色……要想深入地了解他的精神世界，最好去看他的作品———那是由一系列杰作构成的艺术家的思想传记。”

　　记者：父亲回国后，您跟着他生活了一阶段，对您的教育和影响是什么？

　　沙天行：父亲对我的教育不太多，因为他的语言表达不太好，不爱讲话。他画画的时候喜欢我陪着他，他一边画狗猫等动物，一边还要我背古文。天天读和背古文，我觉得很烦，有时不愿意认真背，但是只要我漏了或者误背了一段，就可以看到他抬起头来，很严肃地纠正，可见他的古文功底是很扎实的。

　　我的游泳倒是父亲教会的。在老家沙村门口有条梅溪流过，上游有一个很深的岩河潭，边上有很高的岩石。一到夏天，父亲喜欢到那里游泳跳水，不是我们通常扑进水里的跳水，而是像比赛的那种姿势优美的背跳式跳水，看得大家很羡慕。

　　记者：您的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很让人猜度的，其实您父亲非常深爱您的母亲，您觉得最终让他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

　　沙天行：对我父母的婚姻，外界传说颇多、议论也颇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婚姻问题，这是中国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向命运抗争的时代缩影。

　　我母亲在年轻时就是个有主见、能干、很独立的知识女性。她在中学读书时，就因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学潮而被外祖父勒令退学。就在休学期间，经朋友介绍与父亲认识。当时父亲已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跟徐悲鸿先生学画。两年后，１９３６年４月他们在杭州西湖饭店举行婚礼。婚后不到半月，我父亲即返南京复学去了，母亲则留在华丰厂职工子弟小学当老师。从我母亲和父亲结婚到我父亲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出国，一共只有八个月时间，其间共同生活在一起不足四个月。两人就这样分手了，当时我母亲只有１９岁。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一生。

　　我父母的婚姻结局，既有时代的烙印，也有个人的原因。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他们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理想追求。当命运需要他们选择的时候，我父亲选择了走向艺术，我母亲选择了走向革命。他们都让我感动，值得我尊敬和爱戴。  

　　记者：对于画展，对于父亲的作品，您有什么心愿？

　　沙天行：父亲是一个纯粹的画家。一个艺术的殉道者。他把自己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也为此而丢失了绘画之外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父亲走了，他留下了一座“富矿”，留待后人去发掘。

　　中央美院教授、原中国油画协会主席詹建军先生，曾经在２００１年为《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撰写的前言中说：“这是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画家，然而，这又是一位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术史上、并激发我们去对艺术的意义不断思考的画家。”

　　所以，父亲的作品不是一个家庭或者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艺术财富，我有责任去保护，并把很多丢失的资料和作品抢救出来，以供更好地保护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