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李工真，著名数学家李国平之子。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出生于武汉。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因学识渊博而被称为“武大活字典”。师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库尔特·迪威尔（Ｋｕｒｔ Ｄüｗｅｌｌ）教授，专攻德国现代化问题，是一位德国历史研究专家。

　　７月１９日，他应邀在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作题为《中德文化的比较及启示》的讲座。

　　□记者 陈晓旻 实习生 秦晨红／文 通讯员　徐岚／摄

　　记者：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历史课要让学生喜欢并不容易。您有“武大名嘴”之称，您如何看待这一称号？为什么您的课那么受欢迎？

　　李工真：在我的印象中，所谓“名嘴”就是夸夸其谈，不干实事，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号。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赵林、易中天、我，有“武大三大才子”的说法，这个大家还愿意接受，弄个“名嘴”就很难听了。我们不是靠耍嘴皮子出来的，我们都是搞研究的，我们讲得好的东西都是我们研究的东西。

　　至于我的课学生喜欢听，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我注重挑选最容易引起学生共鸣的授课内容。如我讲德国大学的现代化，学生都觉得和自己也有关系，所以也就有了学习的兴趣。二是将授课内容与我个人的研究结合起来。照本宣科、拾人牙慧，从别人书中抄来的东西，学生是不会感兴趣的，这就要求你的科研走在前头。第三就是将上课上升为一门讲台艺术。讲台是老师表达思想的舞台，上课的必要性在于老师的启发和思想的引导。学生是由于先被你感动，然后才会真心实意地接受你表达的思想。要想感动学生，不仅要靠你的授课内容，还要靠你的授课艺术；不仅要靠你的理性，也要靠你的激情。讲课的激情是必不可少的，文字和话语的区别就在于此。文字提供的只是信息，话语本身带有感情色彩，同样的文字内容，以不同的语气、声色、感情讲出来，向观众传达的意思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不同，有时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你的话语必须要有激情，惟有这样，你向学生提供的知识和理论才是真正完整的，才真正做到了机智而富有感情地启发学生，才能使你讲的东西和他们熟悉的东西迅速联系起来，使他们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正是在这种激情中，老师本人的思维会变得格外活跃和敏捷，甚至许多过去未曾有过的思考此时也能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且妙语连珠，挥洒自如。进入这种状态，整个课堂也就牢牢掌握在你的手中了。掌握这种讲台艺术的老师是离不开他的学生的，正是他的学生使他变得格外聪明机敏。一边是老师唤醒了学生的力量，一边是学生无意识唤醒老师的激情，这样的课堂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一种享受。 

　　记者：您的母亲原来是研习康德哲学的，父亲李国平先生则是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数学家。给我们谈谈您父母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留给您的印象。

　　李工真：上一辈知识分子与我们这一辈的成长背景是不同的，他们是在五四背景下成长的，喊着“科学民主”的口号，民族意识强烈。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精通古文，从小就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而后又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可谓中西结合。上一辈能够读书的人，本身的家庭背景就是很好的，可以说是精英教育。

　　而我们这一辈人读书的时候就不讲家庭出身了，读书完全是好奇，是为了求知，环境背景也不同了，导致和上一辈知识分子的差距变大了。

　　记者：您的经历很特殊，从理发师到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导，您的家庭对您的成功之路有什么影响？

　　李工真：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我始终认为妈妈比父亲重要。小孩子第一个依靠的人是妈妈。妈妈的举手投足，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爸爸经常漂泊四方都不要紧，只要妈妈知书达理，孩子就会走得比较正。但随着孩子长大，有了一定的独立性，父亲的作用就更重要了。比如到你十七八岁了，将来应该干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奋斗，这时候父亲的作用就更大了，这就要看父亲的水平了。

　　我妈妈是学教育哲学、懂教育的人。１９７８年我决定参加高考，准备报考理科，学数学专业。我父亲是数学家，我们一家人都是搞理科的，很多人认为我肯定考理科。但实际上我很心虚，我只读过一年初中，我的数学很好，但物理、化学没学过，自学时就很茫然。在这关头最重要的人是我妈妈。我妈妈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不考理科，考文科，搞自然科学要讲究连续性，‘文革’十年对你来说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选文科，‘文革’十年的苦难对你很可能就是一笔财富。”我恍然大悟，马上决定考文科，结果非常顺利。后来我们这批人，凡是搞文科的基本上都很不错，“文革”的苦难造就了我们的精神财富。而且我们在社会上看多了，不教条，在文化上就比较有创造力。

　　我父亲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教诲。１９７８年我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后，父亲勉励我，说真正的学问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是靠自己钻研出来的，惟有能自学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１９８５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时，父亲告诫我：做学问的人要过得了三关，一是不怕受穷，二是耐得住寂寞，三是不为名利所累。因此，想钱的人，最好不要谈学问，学问往往是由一群“傻子”来做的。当他们“傻到头”时，他们就是最聪明的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一群这样的“傻子”！他说，历史学家最难做，没有左丘失明、司马宫刑后的毅力与决心，怎么有胆量去客观评价天下之事呢？

　　记者：您从事文化的研究，请谈谈您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李工真：一种文化必须具有开放性的，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而不是一味自我封闭，才是有生命力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吸收别人好的东西来丰富自我。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开放，吸收外来优秀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会更加繁荣。我们常说要弘扬民族文化，我认为应该是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我想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成为主流文化，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有个性的，没有一种文化可以统治世界。但是当社会进步达到了某一阶段，就会形成一个对文化的基本认知，会达到一种文化的共识。

　　记者：再请您谈谈您对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的理解。

　　李工真：人文学者学的是“无用之学”，所谓无用之学是说它不同于物理化学一类的理科，学了之后马上就可以应用，它是一种慢慢沉淀积累起来的学问。好比历史学，历史学又称为“宰相学”，可以从朝代兴衰更替中得出教训。这是一门不热闹的学问，但是学历史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逐步积累，这些“无用之学”才有大用。

　　作为现代的学者，应该将自己研究的深奥的东西用浅显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大家，与生活有联系，让大家产生共鸣，达到文化的普及。搞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不是为了可以成名，可以拿多少钱，可以得到什么地位。我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我只考虑我的东西拿出来后能否经得起考验，正如我父亲当年给我的教诲。我选历史，是想把历史当一门科学来看，历史在人文科学里是最实在的，最难搞的，也是学问最大的东西。

　　记者：您是研究德国文化的，德国出了很多著名的哲学家，如康德、尼采、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为什么德国会成为“一个仰望星空的民族”？

　　李工真：德国的大诗人、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海因里希·海涅曾经这样讲过：“陆地属于法国人和俄国人，海洋属于英国人，那么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我觉得，一个仰望星空的民族就是思考的民族，一个思考的民族就是出哲学家的民族，一个出哲学家的民族就一定是一个注意观察的民族。一个注意观察的民族就一定是一个注重细节的民族，而一个注重细节的民族就是一个讲求质量的民族。

　　记者：我们对德国印象最深的还有他们一流的工业，听说他们最讲求产品的质量？

　　李工真：德国人认为，没有质量的数量毫无意义。唯以质量为基础的数量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数量。这其实谈的是一个哲学观，谈的是质量和数量之间的辩证关系。

　　所以在德国人的一切领域当中，奉行一条原则：“要么最好，要么没有。”这句话也是奔驰汽车公司的广告语：ｂｅｓｔ ｏｒ ｎｏｔｈｉｎｇ，要么最好，要么没有。德国的产品只有两种产品，一种叫做合格的产品，一种叫做不合格的产品。对不合格的产品一概逐出市场加以销毁。因为德国人认为，次品是对原料最大的浪费。尽管德国人对产品质量的检测、检验、跟踪一点也不马虎，但从生产理论上说，德国人认为靠检查来提高产品质量并不是最好的途径。因为检查这个行为本身不会改变产品的质量，只能验证产品的质量。所以只有搞好设计和制造这两大环节，产品质量才能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