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金纲，知名学者，原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出版有《论语鼓吹》、《鲁迅读过的书》等著作，后重修宋史，历时９年，博览史书万卷，于２０１４年４月完成八卷十七册计五百万字的《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８月９日，他应邀在宁波图书馆“天一讲堂”主讲《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的四大难题》。

　　□记者 陈晓旻 实习生 秦晨红/文 通讯员 徐岚/摄

　　记者：您花了十多年时间专门去重修宋史，写下了５００多万字的史书，是什么促使您去做这件事情？

　　金纲：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问我，我爱大宋王朝是因为当时我看到了大宋王朝的一个案例，我在书中的第一段就说了，叫桂阳监。桂阳是一个地名，盛产白银。西汉以来即在此地设采造业务。唐代以后，此地设“监”，最高管理者相当于县令。有材料说“桂阳监”冶炼的白银数量几乎占了大宋时期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三。

　　当时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赵匡胤专门设了一个国库，叫封桩库。他把每年的结余都放到这个库里面。专门用来收买勇士去收复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对于赵匡胤来讲，那真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的一个重要之地。恢复汉朝和唐代旧有的疆域是赵匡胤一生的梦想。虽然他非常需要钱，可是当他到了桂阳，看到开采白银的矿区经常死人，当地人民的生活很苦。赵匡胤当即下令，免去当地三分之一上缴的白银。他为什么这样做？关心民生！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对赵匡胤非常钦佩，开始关注他，这是我研究宋史的一个小小的因缘。

　　记者：您最希望《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这部著作带给读者什么？

　　金纲：我希望读者看了以后，能够知道在中国古代，特别说大宋这个时期是存在着圣贤气象的。不管是君臣，还是庶民，都有他们道德的一面，即使是像五代这样的乱世，也是存在着圣贤气象的。

　　记者：宋朝曾盛极一时，但是为什么之前学者对于宋朝的研究并不多？

　　金纲：宋朝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研究，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从历史上研究宋代，从明清开始就有人在研究了。但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来研究在近代以来比较少。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列强入侵，宋代也是被金国蒙元入侵灭亡的，所以许多人认为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是很糟糕的，没有从文化政治形态这方面研究它，因此对它的研究可能有点偏见。

　　记者：有人说大宋尤其是南宋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您如何评价？

　　金纲：大宋虽然积贫积弱，存在着冗官冗兵冗费等诸多弊端，但如果将宋朝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比较，大宋仍然不失为一个盛世。大宋有着宽松的环境和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这点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可窥知一二。陈寅恪先生对宋朝的评价很高：“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有人拿《水浒传》做例子，说武大郎一个卖烧饼的就能在集市上有一个二层小楼，这可能只是一个小说的描写。实际上看《东京梦华录》里描述的一个渔民就可以发现，他有自己的自留地，家里有菜园子，有自己的渔船，可以去捕鱼，生活还是能自给自足的。

　　还有那时的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很多机会。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从隋王朝开始创立的，但是科举真正的兴盛是在宋朝。

　　当时因为文化繁荣发展，士大夫转而关心国家大事，开始培养一种“道义天下”的意识，愿意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法律法规方面也比其他朝代要彰明，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老百姓如果遇到了不公正的事，可以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大宋对冤假错案是不管过了多久都要纠正的，法制的原理虽然较于现代有很多遗漏，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正。在情与法的结合这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它并不仅仅依据一般的法条，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形作出具体的判断。当地方遇到了大的案子，比如说死刑，就一定要报到礼部刑部再报到朝廷，进行三次复核，最后皇帝朱批，才能执行。一次性杜绝了像中唐时候那样的草菅人命。

　　记者：宋朝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字经》、《百家姓》都是在当时出现的。另外赵匡胤在经济方面也做了一些立法的工作，这对于当时宋朝的经济、商贸发展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金纲：大宋重视文，也重视商。赵匡胤“陈桥兵变”时，当时正处于历史上最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近百年的藩镇割据，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极其落后，生产力低下。赵匡胤上台后，首先鼓励思想开放，其标志性事件是改变历朝“重农抑商”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使得后世大宋的贸易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宋朝是中国历朝历代中唯一对经济立法的朝代，它的经济立法涵盖了市场管理、海外贸易、禁榷专卖等。在市场管理方面有市易法、免行条贯、物价与度量衡管理的法规，在禁榷方面有禁榷食盐法、禁榷茶叶法。另外，有针对大陆邻国的榷场互市法，有针对海外的市泊法，还有外贸许可证制度、进口货物许可证制度等。这些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宋朝经济的发展，

　　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曾经派大臣到暹罗，即现在的泰国、缅甸、柬埔寨进口大米，之后在江南各地区推广种植，这叫什么？水稻的品种改良。而这样的举措使整个粮食产量成倍地增加，这种基础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所以大宋经济的发展跟这个很有关系。

　　记者：宋朝尤其是南宋的时候，宁波的地位如何？在当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金纲：宁波是大宋时期吴越国管辖之地。吴越国坐镇浙江将近三百年没有发生过战争，保留了这块膏腴之地，很富裕肥沃同时文化也很灿烂。包括宁波在内的苏浙地区的文化发展，给大宋保留了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存量。所以当吴越被宋朝占领之后，粮食往北边运输的时候整个浙江起了很大作用。然后在北宋被金王朝灭亡后，南宋保留了这块吴越之地，有富裕的经济和深厚的文化作基础，南宋才得以保存下来，所以苏浙这一带对于南宋是极为重要的。

　　记者：宋文化为什么会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

　　金纲：宋文化在政治上有“君相博弈”的特点，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这和以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着重大的区别。

　　另一方面是伦理方面。比如说“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朱熹给皇帝上的奏折，是希望皇帝和大臣们“存天理，灭人欲”。“人欲”是指贪欲，是不合理的欲望。朱熹想提醒君王大臣，要遵守法度，过合理的生活，不要纵欲，要节制。还有从大宋开始一些士大夫的气节逐步体现出来，这也是好的道德面目。还有就是法制方面，大宋实行成文法，比较公正，这是很了不起的。

　　记者：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么我们在读宋史的时候，如何来理解其中的思想呢？

　　金纲：这是著名的现代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的一句名言。这句话揭示的主旨在于，任何的历史学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观点。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对历史进行研究的时候，要重新回去还原这种现场，是不可能的。只能相对地去接近它，那么当接近这个现场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重新的推断，就是推演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当进行推演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思想就注入了进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楚霸王项羽和历史中的真实形象是不是一致？史记当中的项羽本纪和汉书当中的项羽本纪是由两个人写的，一个是司马迁，一个是班固，是有微妙的差异的。这种差异就是二人思想的差异。

　　所以研究历史应该是思想的介入，我愿意用我思想的介入，为大宋帝国做一点小小的增量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