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议会大厦是柏林的地标建筑，是德国议会所在地，庄严、肃穆。设计师却在这座建筑的墙上保留一些涂鸦之作，其中不乏脏话和忌语，全出自二战期间占领柏林的苏联红军之手。

　　在柏林，这种布满历史创伤、“自揭伤疤”的公共建筑并不少，引起的争议可想而知。然而，正是“涂鸦墙”之类公共建筑的存在，令德国在正视历史之时找到自我救赎之路。

　　被遗忘的涂鸦

　　１９４５年４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3名红军士兵在帝国议会大厦楼顶插上红旗。其他红军士兵也纷纷在这座建筑上留下自己的“胜利纪念”，用炭棒、红蓝记号笔在墙上涂鸦。

　　大部分士兵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伊万诺夫、彼得、鲍里斯·维克托维奇·萨普诺夫……就好像如今人们到此一游的手机自拍照；还有的在墙上写下一路征程：莫斯科－斯摩棱斯克－柏林（１９４５年５月）。

　　二战结束后，这些涂鸦几乎无人注意到。第一轮重新整修时，帝国议会大厦位于英军管辖区，俗气的护墙板掩盖了满墙的涂鸦和弹痕。直到１９９５年整栋建筑再次翻修时，这些涂鸦才再度面世。

　　那时候，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议会从波恩搬回柏林，重返建于１９世纪末期的“老家”———帝国议会大厦。工人们卸掉护墙板、铲掉石膏墙皮，发现了墙上模糊不清的字迹。一开始，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搞清楚后，却立即引来争议如潮。

　　德国人应该拿这些涂鸦怎么办？“除掉它！”不少议员主张，也有议员说“这也属于我们的历史”，战后德国政坛元老、当时的议会议长丽塔·聚斯穆特回忆。

　　后来，议会初步达成共识，同意把所有涂鸦内容记录在册，其中大部分无非是“我们活下来了”。聚斯穆特则逐渐说服心存怀疑甚至持反对意见的议员，通过决议保留并展示部分涂鸦内容。“没错，俄国人来过这儿，这是德国的终结，但同时也解放了我们。”她说。

　　从“终结”到“解放”

　　从“终结”到“解放”的历史观从此盛行德国，成为政治生活、公共艺术和建筑审美的“主基调”。这种态度认为，不要隐藏历史及其伤痕，而应予以承认、保留和展示。这是含蓄地警示人们：此时此地，恪守道德，承担责任。

　　“这种悔罪态度已经成为德国的象征之一，”来自维也纳，在德国工作的建筑师兼导游亨茨·伊劳特说。在德国，在柏林，无论议会大厦墙上的涂鸦，还是博物馆墙上的弹痕都被保存下来，在翻修、重建过程中融入新的建筑。让历史融入现在，在当下审视过去。

　　在世界各地，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例如日本、越南和美国，都为各自遭受的战争创伤修建博物馆和纪念碑。这些多是肃穆、孤立甚至与周围环境割裂的建筑。

　　德国也有这样的建筑。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１年期间，建筑师埃贡·艾尔曼受聘重建在战争中被炸成瓦砾的柏林纪念教堂。

　　直到推倒柏林墙，德国的公共建筑才真正实现新旧交融。“墙倒了，揭开了所有的伤疤，”建筑师戴维·奇珀菲尔德说。他设计重建了著名的德国新博物馆。

　　设计师的乐园

　　二战结束后，东、西两德很快迎来战后重建的高潮。西德的不少城镇迅速重建，但设计和结构廉价而缺乏美感。东德的建筑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有柏林中心城区好似一片“处女地”。

　　由于柏林墙贯穿至此，这里几乎成了不可触碰的无人之地。在这里，历史从来不曾远去：炮弹坑、瓦砾、沟壑长久留存。柏林墙推倒后，这片土地成了设计师的乐园，那些新旧交融、讲述历史的公共建筑在这里拔地而起：

　　德国外交部位于此，是一座即有现代设计又包含纳粹遗址的建筑，围绕一个院落彼此衔接。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的中庭是一座有着现代玻璃顶的古旧院落，院墙上的弹痕清晰可见。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附近是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车站里有一组孩童塑像，纪念曾经解救近１万名犹太儿童的“生命火车线”。车站的另一边是名为“眼泪殿堂”的博物馆，冷战期间东德居民在此挥泪告别前来探访的西德亲友……

　　对于德国和参观者，这种新旧交融风格的建筑意义深远。聚斯穆特说，虽然当年仅以“微弱优势”通过保留红军涂鸦的决议，但那些漫长的辩论却践行了民主，“平息”了争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