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宸

　　电影《黄金时代》让我想起了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写的那句著名话语：“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个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妄下定论，但起码，它在萧红的眼中是闪光的，美好的！萧红１９３６年写给萧军的信中曾这样写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这是令人唏嘘也令人赞叹的时代，这个时代中有萧红这位乱世才女的歌哭人生。

　　影片所呈现的上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的中国，那时候海阔天空，风轻云淡，一大群年轻人从五湖四海而来，用文学理想燃烧自己的青春与热情，自由追求着梦想和爱情。尽管世道纷乱，人在颠沛流离之中，但他们依然在现实的残酷推搡中努力抗争、奋发！萧红尤其是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一路流亡，一路相遇：遇到爱人、挚友、师长……而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曾一个个以最鲜活、最真实的面目出现在她的生命中。鲁迅、许广平、胡风、梅志、丁玲、聂绀弩、蒋锡金、骆宾基、端木蕻良……他们中的不少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标杆和符号。但他们同时也是萧红人生中的配角，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成就了那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家萧红！

　　以萧红的生平作为电影题材，是很讨巧的。这位女作家的人生短暂而不乏精彩的戏剧性，她个性鲜明，天赋才华，文字刻画着“生的坚强，死的挣扎”（鲁迅评《生死场》语）。她一生又饱尝流离之苦，从异乡到异乡，于无尽的饥寒病苦中伏案疾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黄金时代》对萧红人生的展现带有一份敬意，所以展现得极为工整，没有文艺夸张和演绎，既遵循了商业片的规律，也尽量发挥文艺片的优势。导演许鞍华甚至较为大胆地在影片中附加了点纪录片的色彩———片中旁白没有经过第三方的诠释，而是直接引用文学家回忆录中原汁原味的文字，纯正地保留、还原出那个“黄金时代”的质感。

　　不少人诟病萧红的悲剧人生有着她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有人觉得萧红虽有文学天赋，其情商则让人汗颜：她小小年纪就被退学、被逼婚，然后便冒险地逃婚，任性地同居，又未婚先孕，屡屡怀着这个男人的孩子投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有了孩子后也是非死即扔。似乎在人生顶顶要紧的几个关键时刻，她都没能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像被未婚夫哄骗并怀孕；离开上海去日本休养；离开萧军选择端木……但我以为萧红的传奇，或者说她的不可复制并不在于其生命的结局，而在于整个生命里悲欣交集的曲折过程。萧红也曾获得过真正的爱情，她和萧军在一起时，两人虽窘迫潦倒，但精神愉悦。两人一起就着盐吃黑面包，一起合著小说，一起去上海拜访鲁迅，并获得提携，二萧合一，名动民国时期的文坛。这些都是萧红那“黄金时代”中的华彩片段！而萧红身上最动人也最可贵的特质，在电影中也表现得很直白。她是一个始终保持赤子之心的女人，正是这纯净的心灵成就了最为真实、率性的萧红。如她去鲁迅家，面对人家“好久不见”的客套话，此女竟会坦诚到近乎愚蠢地问：“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都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许鞍华就是这样从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位才女的不凡人生。她总是被疾病、孤独缠绕，时时承受着饥寒交迫的痛苦，国破家亡的悲怆，爱人变异的伤害，可她依然不懈地笔耕，用文字再现时代的苦难，女性的苦难，也是她自身的苦难。这种顽强的文学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钦敬和感佩的！在影片里，萧红也说：“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此话掷地有声。从某种程度上来衡量的话，我们现代人并没有如此生猛激荡的勇气，我们不如百年前的这个柔弱女子！

　　影片《黄金时代》称不上完美，不过它拍得一心一意，诚心诚意！它让今天和文学远离的青年们从另一种形式了解了当年那个从东北农村走出来的伟大作家萧红；也通过特殊年代的女性遭际，了解了那个时代，那时代动人的文学、情感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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