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林谷芳，１９５０年生，台湾新竹人。知名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音乐美学著作《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１９９８年被大陆引进出版，即在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３０年来行走大陆300余次，致力于两岸的文化交流。其他著作有：《十年去来———一位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落花寻僧去》、《千峰映月》、《画禅》、《诸相非相———画禅（二）》《归零》、《一个禅者眼中的男女》等。

　　１０月５日，他应“华夏尚合院”传统文化公司之邀，来宁波作关于传统文化的主题讲座。

　　□记者 陈晓旻 

　　记者：修禅如今成为一些都市人的一种心理减压方式，但“禅”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门很玄的学问，您对它的理解是什么？

　　林谷芳：禅，并不是玄学，它是一种生命修行、人生智慧。简要地讲，禅就是一种生命的减法，它指出人只有去掉生命种种的缠缚累赘，才能明心见性，活出自在的人生。但遗憾的是，在人生中做加法往往是人类的天性。

　　加法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所谓“为学日益”，它让我们拥有应对环境的能力。但不停地给人生做加法，也造成了生命不可负荷之重。而现代社会的发展，更是一个把加法做到极致的发展，许多人一味追求物欲的满足，以为哪一天物质富足了，就找到了生命的安顿。其实只有不被欲望盲目地拖着走，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所谓“为道日损”，就是将生命不必要的追逐舍掉，在此，禅，恰恰提供了很好的人生参照。

　　要如何做减法呢？我常讲一句话：“观照，是出离的开始。”要解脱一个东西对你的羁绊，首先要观照———它和我的关系是什么。你要学习澄澈整体，而不是落在过去的惯性思维中去看待事物。所谓生命的减法，核心其实就在打破自己的惯性。我们之所以能力受限、认知受限，是因为我们受限于过去的习气惯性，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解放自我。而等到这减法做到彻底归零，人的潜能就能得到彻底的发挥，也就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在人生。

　　我写过一本书《禅———两刃相交》，有些读者对我说：老师，我好多都看不懂，但虽然看不懂，却看得好畅快。为什么畅快？因为书里面谈的内容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虽然他不了解其中真实的意思，却在此把他原来的惯性给解放了。

　　记者：禅的艺术可以说是贯穿了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您认为禅对中国传统书画起了怎样的影响？

　　林谷芳：所谓“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在无中，反而有无限想像的可能性。留白是中国画中重要的部分，这明显受到禅的影响。“无法为法”对许多画家有深刻的启示，八大山人、石涛都在此有高度的体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则在谈象外之境，是中国画谈意境时的主要标举。这些都是禅对中国书画基底重要的影响。而历史上，更有禅画一脉，在人物画上得到极大的成就，梁楷更在此创建了“减笔画法”。山水、花鸟也都显现了跟文人画不同的样貌。

　　在《画禅》及《诸相非相》里，我指出了美术界谈禅画的许多盲点，比如有关“六柿图”的解释、“枯山水”的解释等等。又例如：“八大山人”２３岁出家，我们评价他６０岁的作品时，却还以为他是明室宗胄始终郁愤难平，想想，他当过住持，经过２０多年的参悟，修行必有功底，后来怎么可能还有那么多的故国之思，所以看他的画必须以禅画视之。而这种种说明，都可以让我们发觉向来被我们低估了的禅对中国画的影响。

　　记者：您３０年来行走大陆300余次，致力于两岸的文化交流，是什么促使您去做这些事情？

　　林谷芳：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印证而来的，大陆是中华文化的母体，来大陆为的是印证我自己生命所学的真实与虚妄。我们这辈人成长过程中读的最多的是中国书，两岸开通，当然要来印证，看看历史中国、地理中国、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间的同与不同。台湾文化界向来强调体证，知行合一、学修并重，而我可能是许多人心目中的一个代表。正因为如此，１９８８年我第一次来大陆，就花了３５天，走过１１个省市，想将积蓄４０多年对大陆的谜团，一次印证个够。可是大陆地域太大，中华文化又悠久，不是几次行走就能有足够的了然，反而常常是越走越激发自己想去了解更多的东西，于是就这样走了３００多次。总之，正是对生命的负责、文化的观照，使我如此不倦地行走于大陆。

　　记者：这30年也是大陆发展最快的时期，您觉得两岸文化交流最大的发展或者变化是什么？

　　林谷芳：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由过去一种认知的误区和虚妄到今天的真实和明白，过去的交流比较片面，以偏概全，习惯于用自己的惯性思维去认识和解释对方，但现在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谈对方的事情，更加包容。毕竟两岸有自己不同的发展历程，有自己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不同思索，能彼此换位思考，就是一个好的发展。

　　记者：您提出文化认同很重要，请给我们解读一下它的含义。

　　林谷芳：文化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自然的现象。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形塑完成自我的认同。而自我认同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文化认同，它是我们生活在群体中，在社会的氛围中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特征。就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但却不可或缺。我们有时候到了异乡会觉得水土不服，而文化认同就宛如生命中的水土。 

　　在中华文化认同上，历史诠释非常重要。现在两岸对历史的诠释还存在歧义，可以先通过“求同存异”的办法，在大家所能接受的部分寻找最大的公约数。比如，可以从近代史以前的部分入手解决一些问题。这样，两岸在文化认同上距离就会拉近。

　　记者：您来过大陆很多城市，哪些城市给您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林谷芳：我去得比较多的是杭州，第一次去，一下子和这个城市照面，觉得“它与你有关”，这是一种生命的缘分。杭州这个城市既有山林之胜，又有人文之美，历史底蕴深厚。它的文化是在生活中体现的，西湖就是那么活生生地与生活连在一起，杭州的人文生活因此很接地气。

　　我还喜欢前期的西安，浓郁的西北风味，艺术上强调自己的个性，不管是音乐还是书画都有自己的长安流派，这些也都不是概念性的，而是和生活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它个性分明，充满力量。但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城市开始大开发后，我就不那么喜欢西安了，它自己的个性建筑和风貌流失了。中国文化如此博大，不同的城市就该有自己不同的特征，应该保留和传承自己的城市历史风貌，不能在大发展中全国一个模样。

　　记者：您创办了台北书院，这和传统的书院有什么区别？您理想的现代书院有怎样的模式和理念？

　　林谷芳：在中国古代，书院是民间讲学的机构，它的定位可以归纳为三点：一、书院所授皆立命之学。立命之学关涉的是人生观、宇宙观的建立，而不是专业知识或技能的传授。二、书院所授皆经典之学。立命之学要从自己的文化经典中寻，以传统的经典智慧来做当代的对应。三、书院所授皆人师之学。中国古代把经师和人师分得很清楚。经师长于一经一论，但所授不必一定与自己的生命体践相关，但人师则不然。书院是强调生命体践的，教禅就必须是个禅者，讲老庄就必须是个道家。

　　宋之后的书院主要教授儒家，台北书院则儒释道三家齐弘，不偏颇某一门，因为它们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唐五代之后杰出的文人都有一个先儒、再道、后佛的生命历程，年轻时学儒家经世致用；中年时懂得谦冲自然，慢慢走入道家；晚年时找到生命的皈依，了悟生死，就走入了佛家。从早期的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一直到明代的文人都是如此。我希望从立命之学、经典之学、人师之学和儒释道三家齐弘中，导正一些目前在谈中华文化复兴时理论和实践上的异化或不足。

　　记者：时下学习琴棋书画等很流行，在当下的生活中，您认为是一种附庸风雅的喜好还是一种生命的回归？

　　林谷芳：琴棋书画的学习原有生命本质锻炼的意义，学习这些，若能给自己的生命卸下外在的包袱，增加内心的空间，让心灵得以安顿，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执迷于形式，追求浮夸，例如喝茶一定要比价格，非要多贵才喝，陷入于物欲的追求，依旧在钻牛角尖，就是背道而行了。

　　记者：作为传统文化复兴的一部分，现在一些地方也开始让孩子们穿汉服，读儒家经典，您对此怎么看？

　　林谷芳：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各有其生命角色，不能过度偏废，要读就要三家齐读，这样才真能把我们的文化承接起来。其次，恢复汉服的行为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化了。文化复兴，不是拿哪一个朝代的衣服出来穿，那就有点泥古不化了。我们应该要回到中国人的美感当中，选择民族服装的形式特征，结合当下的生活方式，穿出真正的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