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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范戈尔德在华盛顿州洛佩兹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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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范戈尔德在黄石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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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范戈尔德与父母在一起。 |
朱迪·范戈尔德闯入FBI办公室偷文件时只有19岁。 1971年3月,她与7名同样反对越战的人一起,从美国联邦调查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办公室盗走了1000多份机密文件,并向媒体公布许多猛料:“胡佛领导的FBI实施大规模监听和骚扰”,“FBI监控马丁·路德·金,造成其自杀”…… 历史总是那么相似,43年后,一个名为斯诺登的年轻人“偷走”了美国安局监听民众和领导人的证据。在“棱镜门”事件不断发酵的当下,这些销声匿迹近半世纪的“FBI盗贼们”终于现身,声援同样因泄密遭通缉的斯诺登。这其中也包括已年过花甲的朱迪·范戈尔德。 盗窃之前 反战的她为军方工作 在参与盗窃事件时,范戈尔德是年纪最小的参与者。 在她年幼的时候,她已表现出一些特质:12岁的她就是民权活动和反核运动的活跃分子,她还记得独自乘地铁去参加集会和示威的时光。 少女时代的范戈尔德相信行动会带来积极的改变。在丹佛大学学习一年后,她在旧金山住了一年。这是她作为一个实习生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工作。此后,她担任在费城空军系统司令部的军事顾问,这份工作使她熟悉军事审判统一法典,并学以致用地帮助因反战而想离开军队的人提供咨询等。 同时,这份工作也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居住地处于监视之下。正是因此,她转为支持威廉·戴维森———正是他提出偷盗FBI办公室以获得FBI监视的书面证据。 农场逃亡 10年与背包睡袋为伴 事发后,震怒的胡佛派出200名FBI探员,在全国缉拿嫌犯。范戈尔德也开始了逃亡生活。 她与认识的所有人切断了关系,告诉父母自己可能受到联邦政府的追捕。“我说我不能和他们电话联系,我尽我所能让他们知道我的状况怎样,而不是我在哪里。” 范戈尔德地下生活的第一个家就定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山羊农场。这个农场属于一个女人,整个农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在西部,这被称为是“女人的土地”。 她认为,对当时的她而言,这是最理想的栖息地。 在那些年里,她总是轻装出行:一个背包和一个睡袋。“那就是我的所有。”她做着卑微的工作,这样她的收入便不用留下书面记录。“洗碗工,驯狗师,植物苗圃工作……我尽努力想方设法去挣钱。”她还写诗歌,并且持续写日记。甚至有一天,她在西雅图的一个书店里看到一个诗歌选集中还收录了自己遗落在农场的一首小诗。 范戈尔德回忆说,在那段时间中的生活,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人们可以接受你是谁,而不对个人的情况过问太多,不问你做什么,你从哪里来。而这对于一个不想谈论过去的逃犯而言是非常适合的。”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图书馆成为范戈尔德的重要信息来源。 范戈尔德总在图书馆看报纸,有一天,从报纸上知道她最大的一个愿望已被实现———越战结束。这个重大新闻让这个女人哭了好几天。 同样在图书馆,她读到1976年参议院举行了听证会。她读到FBI官员的证词证实了他们过去的暴力行为,而联邦调查局也将进行改革。她意识到,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8个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一次偷窃行动。 无法与人分享心情的她在山腰向空旷的乡村大喊。她回忆:“为了做这样的事情,你愿意放弃你的自由,然后改变真的来了。” 恢复身份 逃犯成了公务员 “我长大了一些,想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我想做一些我喜欢的事。” 10年的隐姓埋名后,1980年范戈尔德决定告别地下生活并用回自己的真实身份。 她先是花了500美元来请律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犯下违反联邦法律的罪行并且在之后跨越了州界,那么诉讼时效对他有何影响?这位律师告诉她,不管最初危险是怎样,现在依然存在。 即使答案如此,她依然决定碰碰运气。 她先是在华盛顿州一个学校选修课程,以此使她成为认证的森林技师。为注册,她需要提交在盗窃事件发生前学校的成绩单。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她必须使用真实姓名。 这是她离开地下生活的第一步。而当她在近10年后第一次使用本名的时候,她没有引发警报。此后她还参加公务员考试,成功被聘为田纳西州大烟山国家公园的管理员。 她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过渡:从一个地下的联邦逃犯变为保护联邦土地的联邦雇员。 恢复身份后,范戈尔德也在精心重建她切断了多年的家庭关系。 公开身份 43年前的那一夜 在FBI几经改革的同时,范戈尔德也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数十年。 今年1月的一天,她在当地的网吧查收邮件,她每次都会在网上搜索和当年盗窃案相关的新闻,每次她的搜索结果都是相同的,一是对于那起盗窃案的年度庆典,另一些是写盗窃案的意义被忽略的文章。 这次不同,当她输入关键词之后,出现10页以上的文章,第一个标题是:窃贼公开身份。 “我就像一只突然被车灯照射的小鹿。” 范戈尔德以为43年前的秘密永远没人会知道: 1971年3月8日的那天晚上,正好上演拳王阿里和乔·弗雷泽的“世纪之战”,人们都守在收音机前收听,他们撬开了FBI办公室的门锁,撬开文件柜,将大沓的资料装箱,一行人离开时,办公室内已变得一片狼藉。他们逃到郊外一座农场研究这些机密文件,其间惊呼声不断。在翻看了所有文件后,他们以“FBI调查公民委员会”名义将最劲爆的部分寄给了多家报社。 当时,19岁的范戈尔德完全意识到参与这场盗窃将带来的后果。因此她也与其他参与者定下承诺,绝不互相联系,这个秘密本应被“带进坟墓”。 如今,案件的追诉时效已过,回想起43年沉默的生活,范戈尔德说,“我犯下了会带来严重后果的联邦罪行。我知道我的生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但是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那几个月后,她与一同盗窃FBI的鲍勃·威廉姆森和基思·福赛斯等人取得联系。据《扬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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