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吸引了很多观众，从网上的反应来看，该剧开播两天网友们还是给予了肯定，认为电视剧版脱离了电影版的黄土味，力度未减，美感陡增，音乐编排也极具感染力。总编剧赵冬苓和导演郑晓龙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两位业界高手当初都不敢接这部剧，最终之所以迎难而上，实在是“因为情面难却”。

　　编剧不敢接：改好没功，改坏被骂

　　和很多作品不同的是，电视剧版《红高粱》是一道命题作文，由莫言家乡山东主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山东卫视在２０１３年３月签下改编版权，并决定于９月抢在高粱成熟期开机，这也意味该剧制作周期非常短———要在半年内写出剧本、找齐主创，完成各种前期筹备工作，而根据导演郑晓龙的习惯，一部戏的剧本创作期往往需要一年。

　　见到这么一份时间表，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可能”。编剧任务交给了“快枪手”赵冬苓，“山东卫视领导４月找我，我是５月答应的，其间请我吃了无数次饭，我一直拒绝，包括助手都说别接，改好了大家会说是莫言的小说好，改不好就会被骂改坏了。最后之所以接是因为情面难却，我们本身是一个单位的，山东台又播过我多部作品”。她强调，接下这个编剧任务绝不是因为传说中的“１０００万片酬”，“那是误传”。

　　接下了任务，赵冬苓再次回看了小说和电影，“电影是上世纪８０年代的，这么多年回头看还是非常好，当时压力很大。接下来我去高密采风，在那里待了一周。其实莫言笔下的高密未必是当年历史上的，他在笔下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只是去现场也很重要，可以找到故事灵感。前五天状态很焦躁，不知道到哪儿找灵感，直到有一天在高密一个公园散步，发现莫言的家就在边上，当年他和他哥住一个楼，我就想象着莫言没出名时在干什么呢？现在他出名了应该没办法散步了，产生了一些人生感慨，于是想象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当晚没怎么睡觉就写了七八千字，第二天白天采访后又写了几千字，拿着一万多字的大纲回来了”。

　　大纲通过了，接下来就是找导演，瞄准了因《金婚》、《甄嬛传》等电视剧而知名的郑晓龙。当时郑晓龙原本筹拍的《芈月传》因孙俪怀孕而推迟一年恰好轮空，但他也是来回拉锯了一个月才答应下来，那时已经是７月，离开机只剩下２个月，剧本还没有最后完成，郑晓龙坦言，“人是有面子的，很多时候过不去。时间是最大的问题，原来说能不能晚一年再拍，但他们说莫言得了诺贝尔奖影响特别大，得赶紧，最重要的是季节，９月高粱熟了，必须在那个时候拍，不拍高粱就没了。算了还是拍吧，不就是少睡觉呗”。他说，自己在开机前那一周，有三个晚上整宿没睡觉。

　　在郑晓龙忙着选演员、选景之时，赵冬苓把自己关在酒店里３个多月，按５集一次的频率交剧本，在８月交出了近５０集的剧本，“一集差不多１．５万字，还有一些是之后加进去的飞页。就写了一稿”。为了赶进度，与此同时郑晓龙又引入了一名合作过的编剧巩向东，在赵冬苓剧本的基础上改写，并根据自己的需求加了一些过场戏，最后以如今６０集的面貌呈现出来。

　　莫言看剧本：没提意见，只提希望

　　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交出剧本，而且只有一稿，能合格吗？面对疑虑，赵冬苓称自己的剧本向来只写一稿，“很多人问这么短的时间会不会粗制滥造？其实我是完全投入了状态，全身心的，对我来说写得越快越好，写慢了可能就出问题了。当然最初只给这么短的时间我是不赞成的，但现在发现太幸运了，如果推到今年做这剧就死了，赶上一剧两星了”。

　　创作过程中，赵冬苓只在完成大纲后和莫言在北京见了一面，聊了半天，“１０００个人有１０００个哈姆雷特，相信莫言也有他的看法，但他没提意见，很宽容，知道以他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提了意见我们就不得不听。只是提了几点希望，大概意思是说了小说解放人性的主题，希望改编时注意这方面，包括希望我们将原著中县长曹梦九这个人物发展起来，具体怎么改给了我们很大的创作空间”，具体到剧本，赵冬苓把曹梦九改成了朱豪三，“因为曹梦九有后人，塑造起来有麻烦，甚至会牵涉到法律问题”。据悉，拍摄时莫言也只探班了数次，郑晓龙承认他没有干涉，“他是个艺术家，知道这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当然要允许创作空间，这是很懂行的做法。他女儿管笑笑也参与了这个片子的编剧，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沟通”。

　　这是郑晓龙第一次拍年代剧，剧中还涉及到了抗战，“人物的个性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得到了升华”。在拍摄战争场面时，曾经当过兵的郑晓龙强调真实感，“我们强调了抗日的严肃性和真实性。现在很多抗日剧是庸俗的、游戏的、不认真的，我觉得要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本质，用妖魔化的方式是没有力度的”。除了故事，电视剧版的画面相比粗犷风格的电影版精致多了，人物服饰、打扮也相对洋气，在试看时部分莫言研究者对此是持保留意见的，但郑晓龙表示，得在保留原著精神的内核上，更多考虑现代观众的审美要求。 据《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