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云山房抄本《离骚草木疏》书影

卧云山房抄本《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书影（天一阁藏孙家溎家属赠书）

范大澈著《碑帖纪证》书影（天一阁藏朱赞卿家属赠书）

范大澈藏书印

　　主讲人　应芳舟

　　１９８２年生，浙江普陀人，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馆员、宁波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浙东地域史和宁波帮，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著有《一诺九鼎———朱葆三传》（与钱茂伟教授合著）。

　　范大澈，字子宣，鄞县（今宁波）人。他生于明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十月二十七日，今年恰逢诞辰４９０周年。

　　较早记录范大澈生平事迹的是清初胡文学辑选、李邺嗣叙传的《甬上耆旧诗》一书，“少司马东明公钦（指范钦），其仲父（叔父）也。子宣年二十馀，从司马至长安，题诗双塔寺壁，同郡袁相公炜见而奇之，延置西席，因有名。其后华亭徐相公阶更引为记室，子宣以是得交四方奇士，行卷相往来，名日益盛”。

　　可见，范大澈崭露头角，受聘为慈溪籍学士袁炜的塾师，进而成为徐阶的记室（相当于现在的秘书），这些都离不开其叔父———大名鼎鼎的天一阁创始人范钦（１５０６－１５８５）的有意培养。鉴于汉、隋、唐皆建都于长安，故唐代以后常通称国都为长安。北京庆寿寺因寺内有双塔，又称双塔寺。因此，《甬上耆旧诗》所言长安并不是指长安城，而是北京。这也符合范大澈自己的说法，他在《范氏集古印谱》自序中写道：“不佞自嘉靖己酉时年二十有六，书剑无成，从仲父东明先生游燕京”。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范大澈创建了自己的藏书楼———卧云山房。他的卧云山房藏品规模庞大、种类丰富、特色鲜明，在当时完全可以与范钦的天一阁匹敌，而且在域外典籍、异书秘本以及古印收藏方面，范钦的天一阁也难以望其项背。

　　广泛搜罗域外奇书

　　范大澈科举之路受阻后，转而在外交生涯中有不俗表现。“以太学生再试不第，补鸿胪寺序班”。明代时在鸿胪寺设序班，额定５０人，官阶为从九品，主要职责是掌整理殿廷行礼时百官之班位。

　　在担任鸿胪寺序班期间，范大澈多次被委以出使的重任，“其时国家方盛，使节所临极海内外。子宣年三十七使琉球，四十二使辽东，四十七使朝鲜，五十三使车里木邦、缅甸、大甸诸国，五十七使九边，六十一再使辽东，六十五使安南，凡七奉玺书，进秩二品。”（《甬上耆旧诗》）范大澈在奉令出使的时候，享受极高的外交礼遇，据郑梁《讷庵范公传》记载，“其出也，仪伟壮丽，从士几数百人，所过兵官皆戎衣，执槖鞬，负弩矢前导，至则国君郊迎。而公又乐观，凡经行名山大川，九边之壮阔，五岳之隆崇，四裔之荒僻，刘览题咏几遍。”

　　频繁的外交活动，为范大澈收罗域外书籍、游历名山大川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他也爱好秉笔著述，著有《碑帖纪证》、《灌园丛谈》、《卧云山房遗稿》、《沧瀛外史漫稿》、《史记摘丽》、《范氏集古印谱》等。

　　用俸禄大量购书抄书

　　范大澈的藏书并非来自祖上遗留下来的书籍，而是依靠自己的俸禄所得用于购书、抄书。流传至今的图书不多，且以抄本为主，如《北堂书钞》、《刘宾客文集》、《刘梦得外集》、《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离骚草木疏》、《逃虚子诗集》、《医方抄》、《大观法帖总释》等。这些离不开范大澈当年雇佣抄工的辛勤付出。

　　据记载，范大澈“性酷嗜钞书，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在长安邸中，所养书佣，日抄多至二、三十人，接几而食”。其藏书量不小，“以行天下远，所至得秦汉以来图书至四五千有奇”。他不仅收藏图书，而且兼及名家书画，不分中外，“尤爱法书名画，自唐宋以来名迹，及异国人所作，怪雅毕集”。鉴赏碑帖的能力也非同一般，“家藏拓本甚多，凡初本、肥本、原拓、赝拓、硬黄纸、枣木板、银锭纹，过眼即辨秋毫”。

　　范钦与吴门藏书家王世贞曾有交换书目的约定，以供对方选书、抄书，被传为书林佳话。范钦与范大澈尽管叔侄关系融洽，但是在抄书这一点上，似乎并未达到互信的程度，一个是视书如命，一个是“性酷嗜钞书，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因此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这在一则流传已久的传闻中得到了体现：“初，司马公（即范钦，司马是官职，即兵部侍朗，司马公是尊称）归里，于宅中起天一阁，藏书极浙东之盛。子宣数从借观，司马不时应。子宣拂然，益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值购之充其家。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辄具酒茗佳设，迎司马至其家，以所得书置几上。司马取阅之，默然而去”。（《甬上耆旧诗》）

　　民国《鄞县通志》称，范大澈“初之聚书也，盖有激于仲父钦吝于假观”，这是不全面的。其实，范大澈在此之前就有从事藏书的活动，只不过受到范钦不肯出借的影响，“益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一个“益”字说明他在原来藏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搜集典籍的力度。

　　明代收藏古印第一人

　　在印章方面，范大澈更是收藏宏富，数量达到四五千枚之多，堪称明代收藏古印第一人，他还“择善纸，造朱自为印谱，常循玩不释手”。因此，范大澈不仅是一位藏书家，更是一位鉴藏家。他之所以有鉴赏碑帖的眼力，源于自己收集碑帖数十年积累的功力，其收集碑帖时间早，而且品位很高。如他在《碑帖纪证·泉帖》中说：“予初至京师先得一部，罗龙文闻而欲夺之……嘉靖癸丑，予携之归，过吴门，质之文太史衡山翁。翁曰：‘绝佳，不易得者。此用匮纸拓，可宝之。’抵家，丰南禺知而索观，又欲夺去，予亦不与。要之，奇品可遇而不可求耳。”文中的罗龙文、文征明、丰坊皆一时名流、学者。范大澈收藏碑帖早在“初至京师”即２０多岁时就已付诸行动。

　　范大澈藏书印众多，有“范大澈印”、“范印大澈”、“范氏子宣”、“子宣父”、“卧云”、“范大澈图书印”、“沧瀛外史”、“鄮西范氏”、“平生乐事”、“句章灌园叟”、“西园”、“明州范生”、“四明真逸”、“金峨玉几”、“丹山赤水”、“南海钓者”、“典属国印”、“典客侍从之臣”、“宝墨斋”、“沧州外史”、“对此展玩咀嚼”、“自为葛天之民”、“万书楼”等。

　　范大澈育有二子，即汝桐、汝木，其中汝桐将其父珍藏的古印章辑成《范氏集古印谱》十册，成为中国印谱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

　　卧云山房书、楼无存

　　郑梁在《为陈怡庭寿范简岩七十序》中写道：“鄞邑好古藏书之家，丰氏而后推范氏。”这里的“范氏”不应被视作范氏天一阁，其实也应该包括范氏其他族人，特别是范大澈的藏书活动。

　　“（范大澈）既家居，筑室西皋，复与里中贤士大夫品书第画，垂二十年。卒年八十七”（《甬上耆旧诗》）。由此可知，范大澈年老交还官职回乡约在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藏书处应该就建于回乡之后。范大澈的藏书楼有多个名称：西园、宝墨斋、卧云山房……后世称卧云山房为多，地址在城西范氏世居地前莫家巷一带，今已不存。

　　不过，与天一阁书楼以及许多藏书保存至今的情况相比，范大澈的卧云山房颇为不幸。范大澈在世时，已有蚁蚀、偷窃等现象的发生，这显示书楼的藏书管理不够严密。　

　　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九月初六，范大澈去世，葬于东钱湖朱山湾。其后，卧云山房藏书纷纷散出，如《初学记》、《艺文类聚》、《佛遗教经》等均曾流入清宫。以至于和范大澈家族有姻亲关系的李邺嗣不无感慨：“余少时曾见其印谱一、二册，及选《耆旧集》，往从其家借书，虽残失过甚，尚有存者。近更得吾友郑梁所作《鸿胪传》，叙其七使外国，因忾然想见一时车书之盛，而士大夫家惟以藏书相尚，四部焕然，无奇不出。今日追慕其风流，不可复见矣。”

　　卧云山房藏书在范大澈后裔中延续了数代，在他的曾孙一辈中仍有所保存，但是作为整体性已经不复存在。正因为卧云山房书、楼无存，加之又没有传世的藏书目录，这直接影响了后人对其藏书地位的评价。今人编写的史志中少有提及卧云山房的，抑或有所提及，亦语焉不详，令人叹息。